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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典學是在西方古典學傳播與影響的基礎上提出的，也是在中國傳統學術現代轉型已經取得豐碩成果，特別是在當代中西文明交流互鑒及呼喚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大背景下出場的。中國古典學的構想包括了兩個基本的維度，一是從現代學術研究以及學科形態來理解和闡釋古典文明的遺產，尤其是那些帶有文化根源性意義的古代典籍，也就是打通古今的問題；二是以中國歷史文化典籍作為主要的研究內容，而在方法上卻是中西雜糅的，既有傳統，也具現代色彩，這就需要比較中西，處理中西融合的問題。正是在古今中西交匯的基準點上，中國古典學才找到了它的學術目標和學科方向，并呈現出未來可期的發展前景。

　　中國古典學的提出顯然和西方的古典學有著直接的關系，因為我國傳統學術中并沒有古典學的說法，更不用說作為一門知識體系的古典學了。隨著西學傳播，特別是現代知識形態的逐步扎根和制度化，古典學才漸漸地進入中國學界的視野，并且和我國傳統的學術有了類型上的比較，由此生發出許多聯想，乃至進行創造性的融合工作，這才一步步地走向中國古典學的成立。

　　古典學研究在西方有著悠久的歷史。從語文學淵源來講，它是以古希臘文和拉丁文作為基礎的，與西方文明的最初記憶尤其是它最早的文本記述系統聯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文化源頭的意義。就學術特征而言，它是不尚思辨的，而偏向于文化傳承的歷史性與文學性，和古希臘哲學尤其是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有著比較大的距離。所以古典學的重點在文獻整理、考辨與注解，特別關注語言基礎和文本釋讀一類的工作，這就和我國經學傳統中的那些小學功夫非常類似。從廣義上來講，有時候人們往往把古典學和古代學問簡單地畫上等號，以示與現代學術的區別；有時候則不分古典學和作為限定詞或修飾語的“古典”之間的差別，這樣便造成了語用上的模糊和歧義。實際上，古典學是特有所指的，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學術都可以納入其中；而且從狹義上來講，作為一門具有現代學科屬性的知識，古典學是遲至18世紀后期才出現的。所以專業的古典學并非“原生態”的古代學問，而是經過了一個學術近代化的復雜過程。

　　這樣一門學問傳入中國后，逐漸被人們認識和接受，并且有了一個深化理解的過程。除了移植性的學習與研究之外，在中西比較的背景下，又產生了本土化的問題。從梁啟超開始，便用古典學來比附清代學術，他總結清學的特點，將古典學和文獻考證畫上等號，這樣慢慢在學界便形成一種共識，即乾嘉考據的范式便是中國的古典學，它代表了傳統學術向現代形態過渡的一種典范。從梁啟超到傅斯年，這種實證主義的古典學理解漸漸地普遍化，成為現代學術的主流觀念。裘錫圭先生近年所提倡的“古典學”重建，仍然是拿西方的古典學來比照傳統的文史考證。他說：“我們這個‘古典學’是比較名副其實一點，主要就是研究作為我們文明源頭的那些上古典籍”，這相當于西方古典學對古希臘羅馬的興趣。而古典學的內容主要就是研究這些上古材料，“牽涉的方面很廣，如這些書的形成過程、資料來源、體例、真偽、年代、作者、流傳過程，流傳過程里的變化、地域性等等，都應該研究。這些書的校勘、解讀，當然也是古典學的重要任務”。對于重建“古典學”而言，其重心當然就是放在文獻學的工作上，包括傳世文獻，也包括出土文獻。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古漢語、古文字以及文字、音韻、訓詁的基礎，也要有古典文獻學的基礎和出土文獻整理方面的知識，對古代思想、歷史、社會也要有一定了解。其實就是要求把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很好地結合起來進行研究。”（裘錫圭：《古典學的重建》）裘先生的這些觀點，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國內大多數學者對中國古典學的看法，也反映了目前學界的一般狀況。

　　偏重于歷史文獻整理與考證的定位，使得中國古典學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舊有的學問形態，它的敘事內容是古代的，在形態上與前代（清代考據）亦有相似處；但在性質上卻完全是現代的，與西方傳來的學科形式可以聯通起來。另外，用古典學來代替四部之學，儒家的獨尊性便不復存在了，它與諸子乃至于佛道二教都處在平等的地位，故而經學也就被更為廣闊的古典研究所取代。經過現代的調整之后，經學由傳統的主導地位變為普通的歷史材料。這樣一來，包括經學在內的古代學問也就自然變成了文獻學的研究；而在中西比較的視野下，這便相當于西方的古典學。

　　實際上，在古典知識向現代學術形態轉化的過程中，除了語言文字和文獻學的理解之外，還應該有對各種復雜的文本解釋活動的認知與挖掘。所以，對古典文本的現代處理除了文獻學之外，還應該包括意義闡釋的學問，即詮釋學。現代的古典學本身就包含了語文學和解經學兩種形式。語文學著力確證由傳統流傳下來的文本，并力圖重現文本的原意；而解經學則力求釋解隱藏在字面意義背后的東西。語文學主要是進行文獻考訂工作，以便將這些遺產忠實地傳給后人；而解經學卻力圖喚起一種思考，使對文本所表達的意義有一個完整的理解。在西方文化走出中世紀神學、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由解經學的變革逐漸地演化出了哲學性的詮釋學，而古典學則在傳統語文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了現代的學科形式。中國古典學的現代轉型在早期比較多地關注到了語文學的方式，而對于解經學則相對忽略了。就中國古典的傳統來說，大體上也涉及了義理分析和文獻考證這兩個方面的內容。所謂的“解經學”比較接近于義理的探討，而“語文學”則相當于重視考據的文獻學形式，我們的古典傳統既包含了義理探討的內容，也有文獻考證的成分，是二者合一的形態。因之故，中國古典學的建構，除了著眼于文獻考證的傳統之外，也要充分注意到解經學的這條路線，應該去研究和發掘義理方面所包含的重要資源。

　　從中國古典研究的傳統而言，注經實踐活動經過長期的積累，在方法論上可以不斷總結，最后達致一套可驗證的操作技術，這一“工具性”的面相比較符合科學實證的要求，故而在現代學術轉換的過程中被著力地引向語言文字學、文獻學等，這是很自然的。但傳統古典中被現代科學理念所遺棄或者遮蔽的部分，可能恰恰是充盈著人文主義色彩的內容，也最能夠與古典學的原初精神相呼應，因為近代古典學的興起，恰恰是為了沖破實證主義和科學方法論的獨斷與籠罩性。和文獻考據的指向不同，這種“非客觀性”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自我”的體證，充滿了個人情趣、藝術感和不確定性，與科學實證的要求有著明顯的距離。但這種哲學性的“自我”理解活動，恰恰孕育著時代的創造精神，因為古典的意義正是在自我生命的體驗當中得到確證和升華的。通過對自我處境的理解，古典的價值和當下的文化使命能夠結合起來，以活化傳統的意義。即如福柯（M.Foucault）所說的：“歷史的首要任務已不是解釋文獻、確定它的真偽及其表述的價值，而是研究文獻的內涵和制訂文獻：歷史對文獻進行組織、分割、分配、安排、劃分層次、建立體系、從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煉出合理的因素、測定各種成分、確定各種單位、描述各種關系。因此，對歷史說來，文獻不再是這樣一種無生氣的材料，即：歷史試圖通過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過去所發生而如今僅留下印跡的事情；歷史力圖在文獻自身的構成中確定某些單位、某些整體、某些體系和某些關聯。”（福柯：《知識考古學》）在人類歷史上，能夠持續提供思想演進與文明成長的共識性元素，是古代經典最為重要的特征，而這些元素的增強和力量呈現，又是在后人不斷的理解與解釋之中得以實現的。所以，我們對中國古典學的構建，除了文獻學的思路之外，也應該接納哲學詮釋的內容，以使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作者系深圳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