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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9日至22日，紀念孔子誕辰257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七屆會員大會在北京召開。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儒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文史哲》名譽主編、《孔子研究》主編王學典于10月20日上午作為兩名中國學者代表之一，以“儒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及其現代轉化”為題作主旨演講受到高度評價。以下是演講全文：

　　今天，不同地域、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和不同膚色的人們之所以能夠相聚在一起，端賴2575年前出生的孔子和他開創的儒學。儒學發源于中國，但儒學屬于全世界，屬于整個人類。國際儒學聯合會匯聚了世界各地的儒學研究專家，整合了國際性的儒學研究力量，為儒學的世界傳播、交流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因此國際儒學聯合會成立30周年，是世界儒學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在這里，我謹代表國際儒聯山東大學研究基地和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向諸位領導、諸位來賓、諸位先生表達崇高敬意，向世界各地關心、支持國際儒聯的專家學者和各界朋友們表示衷心感謝！

　　在今天這個隆重的場合，我想談一點個人研習儒學的體會，向諸位請教。我認為，當下儒學的核心問題是現代轉化問題，也即“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問題，是儒學如何融入現代社會、為現代國家治理和現代社會重建提供積極的思想資源問題。這需要我們對儒學的學科屬性和現代轉化路徑作出新的探索。

　　一、儒學是一種體系完備的社會發展理論

　　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儒學的學科屬性呢？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儒學在現代學科分類之內僅被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即“中國哲學”而存在，儒家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也只在文獻學的門類中延續。實際上，儒學可以涉及哲學問題，可以涉及政治學問題，可以涉及史學和文獻學問題，甚至是法學、管理學、宗教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21世紀以來，學界對儒學的研究已逐漸形成“九科治儒”的繁榮局面，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學科都在從各自的角度向儒學聚焦。因而儒學不僅僅是屬于中國哲學或文獻學，更不單純是修身養性的倫理學，它是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公共領域和共同思想資源。儒學向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開放。

　　儒學為什么能成為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共同思想資源呢？在我看來，就因為儒學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治理理論或社會發展理論。格物致知也好，正心修身也好，其實都是儒學起點不是儒學的終點；儒學的全部追求是治國平天下。天下為公、小康大同、為萬世開太平，是儒學的核心主張。一部《論語》所討論的不外兩大主題，一是如何做人的問題即修身問題，一是如何“為政”的問題即社會治理問題。《孟子》一書所討論的中心問題也是如何實行“仁政”的問題。宋明新儒學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得君行道”“得民行道”，所關注的仍然是建構合理的國家社會治理秩序的問題。直到現代新儒家，仍基本上堅守“內圣開出新外王”的現實追求。

　　所以，全部儒學始終立足于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立體調節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和天下（也就是世界）的關系，因此，在本人看來，儒學是一種體系完備的，可以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并駕齊驅的社會發展理論。

　　二、儒學是一種典范完備的應對短缺型經濟的社會發展理論

　　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理論，儒學產生于短缺型匱乏型經濟背景之下。無法否認，儒學是農耕時代的產物。由于農耕經濟對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人口環境以及生產工具的高度依賴，常常難以避免地成為短缺型經濟。在經濟匱乏的同時既要保證百姓的溫飽——孟子所謂“黎民不饑不寒”，又要保證君王和貴族的體面與享受，從而令社會秩序呈現井然安定的局面，儒學的產生，正是為了回應這種迫切的現實需要。

　　儒家面對短缺經濟所提出的對策就是“克己復禮”，也即把社會秩序建立在道德感召力的基礎之上。禮，就是養（也就是禮者，養也）。荀子認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為了應對短缺型經濟中人的生存發展需求與物質供應匱乏之間的矛盾，也就是人欲與物力之間的矛盾，所以儒家主張要用禮義來“養人之欲”。由此可見，儒家主張“天下為公”，主張“溫、良、恭、儉、讓”，就是為了在短缺型農耕經濟中尋求人欲與物質供應的平衡，尋求滿足人的基本生存條件與維持社會良好秩序的平衡。

　　問題的實質是，儒學主張通過道德修養實現人欲與物力、“仁”與“禮”、情感與秩序的平衡，能實現內圣與外王的貫通。儒學是一種德性倫理，是返身向內，是自我約束，是自律，是克制，是慎獨，是節欲。正是在這一基礎之上，儒學才有性善論、四端（仁義禮智）論和君子人格，才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角色倫理（儒家角色倫理是在座的安樂哲先生提出來的），才有“選賢任能”的賢能政治，才有“天下為公”的道義經濟。儒家希望通過對“仁”“義”“禮”等一些價值觀念的強調，來塑造人性，節制人欲，最終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因此儒學是經濟短缺型農耕社會產生的一套最適合社會穩定與發展需要的思想體系與制度設計，它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發展理論。

　　那么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今天，在發達國家發達地區進入供應充足乃至過剩之后，為應對農耕時代經濟短缺型社會而產生的儒學是否已經喪失現代意義呢？換句話說，今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能否完全滿足人的欲望，進而消除因人欲而帶來的紛爭隱患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為相對于人的欲望，物資永遠是短缺的，資源永遠是不足的，頂尖或高級享受品永遠是匱乏的。欲海無邊，欲壑難填，人心無盡，所以，再高的生產能力，再發達的科技水平，都不能單獨解決問題，所以最終問題的解決仍然要“反求諸己”，仍然要“克己復禮”，仍然要借鑒儒學返身向內的智慧，而不管人類社會會進化到或演化到什么階段。

　　三、儒學的現代轉化就是當代社會科學化

　　現代社會如何借鑒儒學的智慧呢？學界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對儒學的借鑒必須建立在儒學現代轉化的基礎上。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部分的儒學，是產生在農耕時代的一種社會發展理論，因而儒學要與現代社會的社會形態和生活方式相融合、相適應、相協調，才能發揮它的當代價值。儒學的現代轉化，就是儒學的當代社會科學化。通過對儒學進行社會科學化處理與冶煉，使其進入到現代知識體系和現代思想框架中去，從而對社會發展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儒學的基本內容可概括為“內圣外王”，就是把自己培養成圣賢和君子，然后去擔負應盡的社會責任。因此，我們確實可以引入社會學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概念，把儒家的主張分為倫理與政治。在私人領域是正心修身，在公共領域是治國平天下。在私人領域，儒家的“溫良恭儉讓”等修身主張，可以直接采用，不需要社會科學化。

　　但在公共領域，儒學必須社會科學化。儒學關于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若能為當代所用，必須經過現代社會科學的冶煉。半部《論語》治天下，已完全不適合今天。我們已經進入當代社會，進入信息時代，所以必須用現代社會科學所提供的思想和知識來治理社會；儒學也必須通過自身的社會科學化使它進入現代知識體系。

　　當下學界也在探索儒學的社會科學化路徑，我試舉幾個例子：

　　儒家的一個重要政治理想就是選賢任能。剛才貝淡寧先生的發言也提到了相關問題，他有一本書《賢能政治》，解釋了為什么尚賢制比西方民主選舉制更適合中國。他通過問卷調查、數據分析、建立模型、證偽、實證，對儒家選賢任能的理念做了分析，然后把選賢任能這個古老人文概念變成和民主政治概念相對應的一個現代政治概念，并把選賢任能理念奠定在現代政治學的科學基礎之上。

　　關于古代儒家的經濟思想，我主張用道義經濟概括。儒家試圖為所有的經濟行為、市場行為設立道德界限、倫理界限，所以儒家經濟思想背后是王道，是仁政。近代的陳煥章有《孔門理財學》，將儒家的義利觀念詮釋為國家要為社會發展、財富積累提供道德約束。

　　中國古代的法律我認為可以用如人倫司法來概括。儒家“親親相隱”的命題，是中國古代追求司法人倫化的典型。此一問題最早是由中國哲學專業的學者提出來的。2012年3月14日全國人大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第188條，將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排除在證人出庭作證范圍之外，這被認為是儒家“親親相隱”理念通過現代“親屬回避制度”回歸我國法律體系的重要信號。近年來，眾多法學專業背景的學者正大規模進軍儒學研究，他/她們的介入使儒學研究別開生面。

　　結語

　　在我看來，儒學是可以和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并駕齊驅的三大社會發展理論之一。相對而言，儒學是把社會發展、社會治理建立在道德感召力的基礎之上，社會主義是把社會發展建立在高度政治認同的基礎之上，而自由主義則是把社會發展建立在法治信仰的基礎之上。而這三種社會發展理論的整合，則可能是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