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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既由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內涵和本質要求所規定，還以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性倫理”為底色。共同性倫理是基于共同的信念、共同的夢想、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價值、共同的命運等共同性并協調和處理共同體內部成員及共同體之間倫理關系的倫理。共同性倫理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倫理基礎。

共識倫理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具有中國意義，而且具有世界意義；不僅具有人口學的意義，而且具有倫理學意義。其倫理學意義就是中國式現代化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共識倫理為倫理精神，因而具有更深層的倫理價值。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政治上團結統一、經濟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容并蓄、情感上相互親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共同體，是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的有機統一。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把精神共同體的心靈契合和意志統一等價值共識看作“是具有直接倫理意義的神圣秩序”，是血緣共同體和地緣共同體的精神依托。中國式現代化就是建立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深厚的共識倫理基礎之上的。

　　我國由于人口規模巨大，以及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同人群、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但應該看到，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是原子式機械集合的共同體，而是建立在共同歷史條件、共同價值追求、共同物質基礎、共同身份認同、共有精神家園基礎上的水乳交融的民族共同體，是具有鮮明的共同體倫理意識和深厚的共同性倫理精神的命運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正是由中華民族共同命運和共同性倫理精神所激發的全體中國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標、共同實現的價值、共同滿足的需要和共同付諸的行動。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的奮斗目標和共同的價值追求。因此，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共識，充分激發中華民族共同體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精神品格，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共識倫理的基本追求和集中體現。基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共識倫理，中國式現代化必將使“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轉化為“人民力量巨大”的現代化。

共享倫理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的倫理基礎和價值根據就是共享倫理，共享倫理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就是“追求公平正義”“防止兩極分化”，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價值指向和倫理精神。

　　富裕是對貧窮的否定，具有倫理合理性和價值進步性；但由于自然稟賦的差異、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高低、人的天賦條件和后天努力的不同等諸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往往是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而另一部分地區和另一部分人則相對貧窮，因此貧富差異便成為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而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本性和利己主義則會強化貧富差距，甚至會導致兩極分化，從而使富裕失去了倫理合理性和正面價值。因此，資本主義本質上是排斥共享倫理的。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以共享倫理為倫理基礎的共同富裕。共享倫理便是對貧富差距特別是兩極分化的倫理糾偏，是對貧窮、匱乏與富裕、多余的倫理平衡，由此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提供倫理基礎和價值評價根據。由富裕到共同富裕，就是由事實到價值的過渡和轉化，共同富裕的“共同”所蘊含的“共享”既是共同富裕實現的客觀標志，又具有了價值評價的功能和價值進步的意義。也就是說，共享倫理是對利己主義和兩極分化的否定性評價，是對互利主義和公平正義的價值建構。

　　共享倫理的實質是分配倫理，其目標是實現分配正義。需把握共享倫理的三個原則：一是確保社會困難群體在分配中的最大利益；二是兼顧市場初次分配的效率原則和政府再次分配的公平原則，形成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三是基于高收入群體的自愿，通過慈善公益等道德力量對社會資源和財富進行第三次分配，這是對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共享式補充，最能體現共享倫理的實質。

　　共享倫理內含著共享權利與共享義務的關系。共享倫理首先意味著先富群體要履行自己的義務，即先富應帶后富、先富應幫后富，朝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再者，后富群體從平等和道義原則享有共富的權利，但共富權利應來源于共建共創，即后富群體應共建美好生活、共創社會財富，這樣才有權利共享發展成果，因此共建共創是共享的倫理要件；同時要尊重合理范圍和合理程度的差距，即共富和共享都不是平均主義的，而是內含著適度且公平的差異的。

共進倫理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兩個文明相協調的倫理精神是相互促進和共同進步，即其倫理基礎是“共進倫理”。

　　在人類文明史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總體上是進步的，但卻是在充滿曲折的螺旋式上升中進步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進步的曲折性，主要是兩者的不協調性，這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表現得極為明顯。資本主義社會不僅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不協調，而且其文化產品與內在的精神生活也不協調。如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產品不可謂不豐富，按說人們的精神生活應該更富有、更文明，然而深深的無意義感、無價值感、無理想信念的精神貧困，卻成為人們的精神存在方式，究其根源，資本主義的一些文化產品恰恰是腐蝕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的元兇。日本學者福澤諭吉曾說，“文明有兩個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內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內在的文明難求”。由于資本邏輯及其所導致的人的異化，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外在文明與內在文明的背反是無法解決的，甚至隨著資本邏輯的不斷演進，其背反性只會愈益深化。而中國式現代化及其追求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目標，必然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外在文明與內在文明實現協調共進發展，并不斷現代化。就精神文明現代化而言，豐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既要提供更加豐富的文化產品和文化資源，更要追尋人生的意義、價值和信念等主體性精神感受。

　　因此，相互促進和共同進步的共進倫理，有助于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背反，能夠為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倫理基礎和精神動力。

共生倫理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倫理基礎是“共生倫理”。人與自然的共生倫理相對于生態倫理而言更能體現人與自然“相依為命”的生命共同體的倫理精神。

　　共生倫理的基本觀念和精神就是整體性宇宙觀、世界觀、自然觀和價值觀。共生倫理主張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整體，人是在與自然界的互動中生產、生活和發展的。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但資本主義卻是在與自然界的對抗中靠自然生活，而共產主義則是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結合，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包含“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等在內的“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就是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整體的必然邏輯結論。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倫理依據，就是承認“自然的固有價值”，從而將自然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倫理共同體的范疇。綜觀人類史，人與自然的基本關系，大而言之可區分為如下三個階段：“人淹沒于自然之中”，即人與自然渾然一體，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和自然生命體；“人從自然中分離和異化出來”，即人與自然出現主客二分，人從自然中解放出來并獲得獨立性，從而豐富了人的本質，但又陷入孤立化和物化，進而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和人的異化；“人與自然的共生”，即人與自然關系進入新的階段，其重要標志就是人類共生意識的樹立和共生倫理的建構。可以說，這三個階段就是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演化史，其演化邏輯遵循著人與自然作為生命共同體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共生倫理，不僅關涉人與自然的關系本身，而且關涉人與人特別是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共生倫理既要實現當代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也要站在為子孫后代負責的高度，在滿足當代人與自然共生的同時，不能以犧牲后代人與自然共生的機會和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在實現代內公平的同時，實現代際公平。

共贏倫理

　　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愛好和平的基因和歷史，從倫理學上看，歸根到底是因為中國人信奉“共贏倫理”。共贏是和平的本質；共贏倫理是中國式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精神內核。

　　中國人常常以“和”作為最理想也最實用的價值準則，其總原則是和而不同，總目標是建設和諧世界。這都是以“共贏”作為倫理根基的，即關系的各方都是共贏。共贏是中國式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底層邏輯，這與西方以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推進的我贏你輸、贏者通吃的現代化有著本質區別。

　　普遍交往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交往的根本特征，共贏倫理是人類普遍交往的基本原則。共贏倫理表現在國際交往中，就是摒棄零和思維，促進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交往的友好、互信、互利、合作，最終實現國際交往的共贏；表現在文明交往中，就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最終實現文明交往的共贏；表現在人類交往中，就是形成不同種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膚色的人群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意識，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實現人類交往的共贏。

　　共贏倫理是人類的崇高價值。共贏倫理貫穿在“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之中，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精神實質，就是要實現人類共贏。共贏倫理集中體現了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正確義利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倡導合作發展理念，在國際關系中踐行正確義利觀。在國際合作中，我們要注重利，更要注重義，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義，堅持平等相待，經濟上要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摒棄過時的零和思維。既要讓自己過得好，也要讓別人過得好。只有義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這一重要論述深刻闡釋了共贏倫理的精神實質。

　　（作者：廖小平，系湖南省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