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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明是自信自強而富有樂感的古老文明，這一樂感基調首先蘊含在周文明的禮樂文化傳統中，通過儒家學問得到發揚光大，其哲理典范就是孔顏樂處的生命風范，此一風范在北宋經過周敦頤和二程的重新發揚而深入人心，成為歷代儒者向往和一再體證詮釋的生命境界。興起于明代中期的陽明心學是儒學的一次革命性發展，王陽明以接續周（濂溪）程（明道）之學為己任，對孔顏樂處提出了獨到的解釋，深刻影響了其后學，豐富了儒學對孔顏樂處的探究。孔顏樂處本是儒家圣賢的修養境界，王陽明獨到的地方是將此一境界轉化成了本體，提出“樂是心之本體”。由此陽明心學就讓孔顏樂處成了原則上每個人都可以體證的至樂，強化了孔顏樂處對普通人的吸引力。這一創見在我們當今的儒學大眾化傳播中很有實踐意義，但僅僅從先天的心之本體來解釋孔顏之樂和孔顏之學，也可能忽略孔顏之學的歷史性維度，這一疏失亦需反思。

　　樂是心之本體

　　作為浸潤在理學傳統中的儒者，王陽明很早就表現出對孔顏樂處的向往，他在龍場悟道之前的詩文中已屢屢提到孔顏之樂，但這個時候他還在鉆研朱子學，為物理與吾心“判而為二”這個問題所困擾，未必真切體驗到了孔顏之樂。經過龍場大悟，王陽明解決了這個“二”的問題，體證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對儒學之樂獲得了全新的體驗，《王陽明年譜》記載他悟道時“不覺呼躍”，欣喜若狂。帶著這種悟得本體的喜悅，陽明一再抒發龍場時期講學之樂，如“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諸生夜坐》），“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諸生》）這個時期王陽明還沒有對孔顏之樂作出心學角度的哲理闡明。

　　王陽明對樂作出心學的獨到詮釋，在他提出致良知思想之后。學生陸澄來信問及孔顏樂處與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樂是同還是異，陽明的回答是，“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于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于七情之樂”，這個本體之樂常人也是有的，只是不自知，“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傳習錄中》）。心體之樂何以既不同于又不外于七情之樂，王陽明與門人之間有一段對話給出了解答：“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傳習錄下》）樂是心之本體，意味著此樂我們心中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富貴時樂，貧賤時也樂，成功時樂，受挫時也不失其樂。但是遇到大變故（如親人離世之類）而哀痛哭泣時，也能夠說此心體之樂還在嗎？陽明答道，哀痛得到釋放的大哭中就有樂，如果本真的性情被壓抑了，哭不出來，那就不樂；心之本體的樂包含自然情感的釋放，但不只如此，只要心之主宰清明無蔽，情感的釋放就有節制，這個節制和主宰的心仍是安的、不動的，此安處就是樂。

　　陽明對本心之樂的解釋契合孔顏之樂中安泰自得的氣象，孔子吃著粗米飯喝著清水曲肱而枕也樂在其中，顏回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都有安貧樂道的泰然自得，孔顏之樂中包含了超越外在境遇的安然。孔子講“仁者安仁”，又稱贊顏回“三月不違仁”，安仁中就有樂。陽明認為，這種主宰常定的安是常人也有的心之本體，但是要通過致良知的功夫反身而誠，才能復得這一常樂的心體。所以，陽明往往通過他的良知說來闡發這一心體之樂。

　　致良知的穩當快樂

　　心之本體安而樂，安是樂常在的前提。王陽明認為，這種安而樂只要致良知就可以得到。正德十五年，王陽明在江西贛州，經歷了“百死千難”的考驗悟出了“致良知”的心學頭腦，學生陳九川向他陳述學問功夫“難尋個穩當快樂處”的苦惱，王陽明告以“尋樂”的訣竅：“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里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傳習錄下》）良知是我們心靈自有的判準，能夠省察我們心中意念的是與非，只要照著良知的判斷去做，不欺良知，存善去惡，心中自然安泰，這里是“何等穩當快樂”啊！穩當是安，是依著良知存善去惡達到的心安理得，依本心良知存善去惡，自然快樂。穩當快樂無須外求，只要事事物物中致良知便是，這就是陽明所揭示的致知格物的真訣，也是尋樂的真訣。

　　致良知的穩當快樂不只是一己之樂，而是與天地萬物相感通的一體之樂。此一體之樂，陽明將其形容為“合和暢”。門人黃省曾在書信中向陽明匯報對《論語》首章的解釋，陽明回信首肯并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寫道：“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合和暢，原無間隔。”這是以萬物一體思想來解釋心體之樂。他將這一思想貫徹到對《論語》首章的解釋中，認為“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故“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就是悅本體之漸復；“朋來則本體之合和暢充周無間”，故“不亦樂乎”；“本體之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故“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最后，陽明認為這一章講述了孔子之學時習功夫至誠無息，而“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與黃勉之二》，《王陽明全集》卷五）王陽明認為孔子之學的宗旨就是復心之本體，這個心體與天地萬物原無間隔，本來就是樂的，時習就是復此心體之樂，朋來則此樂更充實周遍，即人不知而此樂也不增不減，因為心體是不增不減的。這樣，陽明就對孔子之學和孔子之樂做了心學化的解釋。

　　陽明以“合和暢”來形容仁人之心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樂，值得玩味。“”字與“欣”字通，但“”從言，是言語溝通中彼此通達的欣喜。人的相合超出于雌雄相感的動物本能之合，是通過言語交往而實現的，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就認為人會說話構成了人是政治動物的條件（《政治學》）。親子、兄弟、師友、君臣之間的相合離不開有情有義的言談交流。即便男女之間的相合也得由言語相通而達到心靈相契，古之“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今之“談戀愛”，說的都是男女夫婦以言、以禮相得的“合”。這種合需要相互傾聽、相互理解、相互體貼，其中有去除私意間隔的心靈功夫。但這個過程也需要后天的學習，語言以及交往的禮儀并非人先天就會的，所以孔子告其子“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學而時習之”，首先當是學詩書禮樂，通達人情又熟悉交往的禮儀，才德充實而有光輝，才可能“有朋自遠方來”而合和暢。陽明將孔子之學解釋為只是復心之本體，只是致良知，未免有六經注我之嫌，包含了“創造性”的誤讀。

　　孔顏之樂與孔顏之學

　　孔顏之樂作為圣賢心靈境界與孔顏之學的功夫連在一起。陽明將此樂解釋為“心之本體”，解釋為致良知的穩當快樂，有獨到之處，也有疏失，根源在于其對孔顏之學的理解有疏失。孔顏之樂與孔顏之學不可分，《論語》首章可見，《論語·述而》這一章也可見：“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在這個夫子自道里面，發憤忘食是夫子之學，樂以忘憂是夫子之樂，樂以忘憂是從發憤忘食中來的，這個樂里面包含了發憤的自強、忘食的超越、忘憂的自得。

　　王陽明的高足王畿對這一章有解釋：“憤是求通之義，樂是心之本體。人心本是和暢，本與天地相為流通，才有一毫意必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才有些子邪穢渣滓攪此和暢之體，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隔礙，使邪穢盡滌、渣滓盡融，不為一毫私意所攪，以復其和暢之體，非有所加也。”（《憤樂說》，《王畿集》卷八）王畿認為孔子的發憤只是去意必之私、蕩滌心靈的邪穢渣滓，這樣就能復心靈的和暢之體。他忽略了“樂以忘憂”的“憂”字，孔子的樂里面是包含了憂的，忘憂不是無憂，孔子說君子“憂道不憂貧”，孔顏之樂與憂患意識并存。孔子憂道之不行的“道”，正是他發憤忘食所求的先王之道、禮樂之道。發憤忘食，是志道、求道之誠；樂以忘憂，是大道在茲、用之則行的自信與希望。陽明心學對孔顏之學的解釋減損了孔顏志于行先王之道的歷史性維度，因此對孔顏之樂的解釋也難免缺少孔顏之學的力度、厚度、廣度。陽明心學將“孔顏樂處”本體化、平常化，有其獨到與精彩，其隱含的疏失處也需要我們加以審視。

　　（作者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