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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催生了一系列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以及改變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經濟新產業、新模式，正在重塑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治理等各領域和全過程，深刻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前景。習近平總書記在向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致的賀信中指出：“中國愿同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擔起為人類謀進步的歷史責任，激發數字經濟活力，增強數字政府效能，優化數字社會環境，構建數字合作格局，筑牢數字安全屏障，讓數字文明造福各國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數字文明”概念的明確提出，是在當今世界數字經濟發展日新月異的背景下，對數字經濟重大作用的深刻把握。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表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4年）》，2023年我國的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3.9萬億元，占GDP比重達42.8%，數字經濟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66.45%，較上年增長3.7萬億元，增幅擴張步入相對穩定區間，數字經濟有效支撐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對于當代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以及社會經濟形態的深刻改變，足以用一種“文明”來概括，它表明一個以數字為符號的文明時代的到來。新時代新征程，我們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列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如何理解當代中國語境下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與數字文明兩者的關系？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從馬克思主義的文明觀展開討論。

　　文明與文明發展的根本動力

　　馬克思主義的文明觀認為，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工具的變革作為生產力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推動人類社會從一種文明形態轉變為另一種文明形態。從手工工場到工廠再到現代化大工廠的生產，機器代替手工勞動，人類社會生產力進入高速發展的歷史時期。人類的前三次工業革命（機械化、電氣化和信息化）的重要標志都是使用工具的進步和革命，即對人力的解放。以對人的智能的解放為起點的智能革命，誕生了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標志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正在深刻改變著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生產力的進步與發展，與人的主體性的進步與發展、人類經濟形態的進步與發展、人類交往關系的進步與發展是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人類主體的進步與發展，是從擺脫對人的依賴關系到擺脫對物的依賴關系，而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相對應的社會文明形態也從奴隸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資本主義文明發展到社會主義文明。社會文明形態的改變不僅意味著社會階級關系和交往關系的變化，而且意味著人的生存狀態的改變。唯物史觀視域下的文明觀，既堅持社會生產力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根本動力觀，同時強調人的發展以及人的狀況的改善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核心要素。建立在現代工業發達的生產力之上的資本主義文明，創造了人類空前巨大的社會財富。然而，資本主義文明是在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奴役與剝削的基礎上建立的，并且將作為主體的人與自然客體對立起來，以對自然的征服為前提，從而造成了空前的生態危機。因此，雖然從文明的歷史形態比較而言，資本主義文明擺脫了以往文明形態中的人對人的依賴，轉變為人對物的依賴，有了歷史的進步和更多的自由，但仍然沒有擺脫資本對人的奴役。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提倡人民至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克服了資本對人的奴役以及資本主義文明條件下人的內在困境，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持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人類文明新形態追求的價值目標，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的核心觀點，即人類文明進步與發展的核心要義是人的進步發展。因此，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在人類文明動態發展的維度上，超越了以往人類歷史上的諸多文明形態，尤其是資本主義的文明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與數字文明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在特殊性中蘊含著普遍性，蘊含著對于世界文明具有普遍意義的文明特質。黨的二十大報告全面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現代化，在這一進程中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追求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意義上的體現，同時也是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體現。例如，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沒有和平，人類的現代化發展就會受到挫折，人民的幸福就得不到保障，而全人類的和平發展，從來都是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追求。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體現了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全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

　　數字經濟雖然目前在我國GDP所占比重還沒有超過一半，但數字文明是對全面數字經濟生活到來的一種預見表達。2016年9月，在G20杭州峰會上制定的《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中，給出共識性較高的“數字經濟”的定義，即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數字經濟可分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指的是與信息技術相關的產業，而產業數字化則泛指所有其他生產領域、教育領域、生活領域以及社會治理領域的數字化轉型。數字產業化，已經在經濟領域里發揮其作為新質生產力的巨大作用，而產業數字化，也日益廣泛和深入地融入人類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的眾多領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大語言模型的運用，以及人工智能從可執行單項式任務發展為可執行多項式任務，意味著人工智能正快速向通用型發展。一個全新的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也就意味著一個全新的數字文明時代的到來。

　　數字經濟不僅激發了巨大的科技創新能力，而且正在改變人們的社會生活狀態，進而我們可以從文明的意義上來看待數字經濟形態。文明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或人的生存方式，數字化經濟必然帶來數字化的生存，從而使得數字化生存成為一類文明生存狀態。因而必須在本體論、認識論和實踐論的意義上，擴展我們對人的認識，即人不僅是生理性、精神性、具身性存在，也是數字化的符號性存在。因此，我們不僅要從現實社會關系來把握人和人的實踐活動，而且要從數字集合體存在的意義上來認識人的存在。

　　在全球性的數字經濟浪潮中，西方發達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迅速，以美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走在世界前列。在資本主義文明的背景下，西方數字經濟的發展被人們認為西方經濟已進入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資本主義并沒有改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資本貪婪、壓榨勞動者、唯利是圖的本性，而資本逐利的本性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就更為顯著。資本在數字經濟中的超額利潤表明，數字霸權也就是資本霸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數字經濟，同樣應當看到資本所具有的巨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歷史地、發展地、辯證地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存在的各類資本及其作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為了克服資本的消極面，激活資本的積極面，在利用資本發展數字經濟的過程中，我們應堅持人民至上，堅持公平正義，堅持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從而發展和創造服務于人民的數字經濟和數字文明。

　　數字文明建構與發展的內在要求

　　人類文明新形態下的數字文明，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和價值目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深厚基礎和最大底氣。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既是我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新發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數字文明強調人民是數字經濟的主體，人民的利益與需要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以開放的心態包容和接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不斷鞏固具有中華文明底蘊的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是人類文明新形態下的數字文明建構與發展的內在要求。

　　人類文明新形態下的數字文明，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想的現實環節。從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來看，文明成就最終都體現在人的發展上，人是現代化轉型的建設主體，同時也是受益主體。發展數字經濟、數字政府、數字生態，從根本上看，是為了人更好地生存與發展。數字經濟拓展了人的存在空間，即不僅是在物理空間的存在，而且是在虛擬空間的存在，給了人類生存更大的自由度。要從根本上克服資本的勞動關系給人帶來的異化與人性的扭曲，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物質技術上的支持，離不開數字文明的發展。不過，人的數字化也帶來相應的社會難題與哲學問題，如：現實中的個人權利如何延展到數據性存在？數字文明時代如何把握人的概念？人不僅是生命的主體，社會行動的主體，而且是數據主體，這需要我們以數據性存在重思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從數據意義上擴展人存在的意義。

　　人類文明新形態下的數字文明，體現全人類共同價值。追求數字文明，不是追求數字霸權，而是以數字經濟的成果惠及世界各國人民。在追求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黨強調尊重世界各國的民族文化傳統，堅持和而不同、美美與共，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提倡文明交流互鑒，倡導營造一個公平正義的國際環境。因此，我們要堅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順應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潮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讓數字經濟和數字文明造福于全人類。

　　（作者系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人類共同價值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