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詞中“生活在別處”的浪漫想象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劉俞廷 2024-05-07 09:17
文人士大夫在詩詞中常表期待歸隱田園和山林之意，而詩詞中也常言向往寄身江海。但不同于歸隱田園的躬行實踐，詩人的江海余生，側重彰顯漂泊中的自由灑脫，是對“生活在別處”的浪漫想象。
一
“江海”作為常見意象，除實指江河湖海外，也表心胸開闊、才情過人之意。當表退隱之志時，常與“魏闕”“蓬萊閣”相對，詩人自稱“江海人”。如高適《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見贈之作》：“箕山別來久，魏闕誰不戀。獨有江海心，悠悠未嘗倦。”杜甫《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其三：“暫阻蓬萊閣，終為江海人。”同時為顯高潔不俗，常與“鷗盟”典故結合，如劉長卿《禪智寺上方懷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創》言：“平生江海意，惟共白鷗同。”
當江海表隱逸時，最典型的表達是終老江海。這非文人騷客的獨有想象，孔子就曾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因失意而欲退隱是文人常態，但終老煙波中更重灑脫之意。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便非常典型，“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因遭遇挫折而想揚長而去。另一范例是蘇軾《臨江仙·夜歸臨皋》：“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李白與蘇軾的想象瀟灑且快意，這固然與兩人性格有關，但即使柳宗元也曾言“幸因解網入鳥獸，畢命江海終游遨”（《寄韋珩》）。顯見詩人的江海余生不僅意欲逃離塵勞，更期待寄身江海后的超脫，如曾鞏《人情》言：“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將風月上扁舟。”呂文仲《題義門胡氏華林書院》其三：“他年濯纓江海去，終期此日挹浮邱。”即使時間未定，但能“終游遨”，也足以慰當下，振奮人心。
在這類想象中，“江海”常與“五湖”結合。越王復國后，因其“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吳越春秋》），范蠡“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國語·越語下》）。李白尤愛此典，《贈韋秘書子春》中“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翩然而去的范蠡，實現了李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俠客行》）的理想。其他詩人也有此意，王安石《世上》言：“范蠡五湖收遠跡，管寧滄海寄余生。”耶律楚材《和武川嚴亞之見寄五首》其一云：“何日功成歸舊隱，五湖煙浪樂余生。”
范蠡“乘輕舟”而去，故“小舟”“扁舟”也是高頻意象。“扁舟”雖自由，卻只夠容身，不能如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所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但駕扁舟于江海間，不再附著權力體系，也不留戀私人情感，正是“泛若不系之舟，虛而遨游者也”（《莊子·列御寇》）。除此二意象外，也有其他江海余生想象，如杜牧《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煙波不計程。”凌云翰《松月齋為張克敬賦》：“不用乘槎天上去，且于江海老余生。”
詩人想象“寄余生”的“江海”，是一片風平浪靜的水域，不論人生失意還是功成身退，都能于其中徹底遠離塵世紛擾。
二
將江海余生與歸隱田園相較，更能顯其差異。固然二者都意在脫離仕宦塵勞，不再被世俗和權力束縛，從而掌握人生自主性。且從可行性言，似乎都可付諸實踐。但江海余生中，不論是“江海”“五湖”還是“扁舟”，都非具象所指，也非實際規劃。以蘇軾為例，他多次表示人生遠景是和蘇轍“歸田”，其《送竹幾與謝秀才》言“老去歸田只此身”，《除夜病中贈段屯田》又說“歸田計已決”，后來蘇軾也確實在宜興買地。所以歸田操作性強，也不乏陶潛般的踐行者。再看“江海寄余生”，則更像是江邊那個寂靜深夜里倏忽而至的念頭，只是暫時忘卻營營。
即使“歸田”也處于想象或設想階段時，與想象江海也不盡相同。歸田想象中常言及農事生產與鄉居日常。陸游《嘆老》言“寓世極知均醉夢，余生只合老耕桑”；庾信《歸田詩》開篇便言“務農勤九谷，歸來嘉一廛”。即使任性疏狂如李白，想象歸田時，也言“東皋多種黍，勸爾早耕田”（《贈崔秋浦三首》其二）。歸隱田園指向避世，但生活居所和行跡依然有跡可尋。
而想象江海余生時，生活氣息并不濃郁，多為用典或概括呈現。如環境書寫多關注煙波、日月等廣闊渺遠景象，行端《海翁》：“余生甘自老扁舟。四溟高臥月如晝，閑把漁蓑枕白頭。”而除了這位“漁翁”，其他詩人也常以“臥”的姿態出現，李白《游謝氏山亭》言“淪老臥江海，再歡天地清”；盧僎《初出京邑有懷舊林》云“晨趨天日晏，夕臥江海閑”，凸顯其悠然自在。即使涉及細節，仍重在詩意化，如蘇軾《南歌子·湖景》：“余生寄葉舟。只將菱角與雞頭。更有月明千頃一時留。”蘇軾想象在小舟上食用菱角雞頭，感受明月相照。舒岳祥則言“安得一蓑江海去，持螯作鲙臥鴟夷”（《六月十一日山窗散愁》），于江海上身披蓑衣，過著畢卓、范蠡式愜意生活。可見江海余生的日常只是詩意想象的載體。雖然田園牧歌和真實農事生產也相去甚遠，但那多源于身份和視角差異下文人的藝術化處理。江海與田園相較，二者一虛一實。
同時詩人對歸隱田園與江海的歸屬感也有明顯差異。通常前者言“歸”田園或“歸隱”山林，而想象江海時，蘇軾等人言“寄”，更常見的動詞則是“去”。除前文詩詞中已頻現的“江海去”，蘇軾《次韻錢穆父會飲》也言“逝將江海去”。還有如杜甫“欲浮江海去”（《送韋書記赴安西》）；嚴羽“殘生江海去”（《有感六首》其四）等。“寄”與“去”都表明“江海”給人距離感，以及自身面對江海時的客體狀態。“歸”與“去”之間，既是詩人現實遭際和詩思的流轉，也是對二者心理歸屬親疏的差異。“歸”田是農耕民族對土地和耕種的天然親近，當遭遇失意，便想退隱到純樸安心的山野鄉居生活。而“去”江海，則是去他方開啟新旅途，同時將現實困境及人世羈絆皆拋之腦后。田園作為可以回歸的撫慰身心的溫馨家園，是承接失意人生的最后歸宿，而江海余生則是舍棄一切決絕而去，從此棲居于隨心遨游的詩意遠方。如岑參《青龍招提歸一上人遠游吳楚別詩》曰“忘機厭塵喧，浪跡向江海”；李谷《次延興島》云“書劍年來違素志，江湖此去寄余生”；范梈《題姑蘇丁氏一樂齋》言“扁舟一去江海遠，事實由己非由他”等，皆顯灑脫不羈之意。
與歸隱田園相較，江海將生活行跡的穩定性全然打破，不再遵循世俗價值和標準。“散發弄扁舟”，甚至連最基本的形貌禮儀也不復講究，一切都“由己非由他”。換言之，漂泊江海是想象脫離既有生活軌道和權力體系，并在全新的生活模式中隨心所欲。其不僅追求“歸田”中心靈的出離和超然，更期待將身心從塵世全然抽離，這與孤身仗劍天涯的俠士殊途同歸，皆在蹤跡不定的漂泊中獲得自由。所以部分言寄身江海的詩詞，不僅突顯灑脫恣肆，還不免負才任氣的不平之意。而想象與現實間判若云泥，真實的漁人生活，除了生存方式迥異，更有漂泊的孤寂，恰如胡儼《題米元暉畫》其一中云：“獨泛扁舟江海上，信知天地一浮萍。”向往江海余生的詩人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正因深諳這不過是臆想的幻夢，才能如此自由放任的快意。這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片刻，因為即使在“江海去”的想象中，依然有詩人囿于塵俗的掙扎。如李彌遜《同天隱少章游嵩少懷元明》云“苦欲泛江海，有親在高堂”；許景衡《寄邱覺》言“每欲扁舟老江海，不堪五斗尚塵埃”。因此將江海塑造成逍遙物外的想象空間，也是詩人面對現實牢籠時的自我抗爭。
從形式上看，江海余生是安土重遷的陸地生活者對充滿流動性的水上生活的詩意化想象，而剝去想象的外殼，實則是文人士大夫對自我心靈的開解和補償。在想象的過程中，詩人得以暫時抽離“長恨此身非我有”，忘卻“人生在世不稱意”，幻想在寄余生的“江海”里，擺脫塵勞纏縛，獲得身心的解脫與自由。
（作者：劉俞廷，系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編輯：翟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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