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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

　　歷史長河中，一件件文物鐫刻著中華民族一路探索、創新的印記，在漫長歲月中承載著中華民族創新精神，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中華文明前行的道路，鼓舞著一代代中華兒女與時俱進、守正創新。

　　崇尚創新創造的民族

　　賈湖骨笛、耬車等一系列發明創造，彰顯了偉大創造精神，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培育創新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基因”。

　　中華民族向來崇尚創新創造。《周易》提出“日新之謂盛德”，《禮記·大學》提出“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魏書》記載“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首現“創新”一詞。創新基因深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

　　一根精心打磨的鶴類尺骨上，7個洞孔依次排列，仿佛能聽見遠古時期傳來的悠揚笛聲，河南博物院的“鎮館之寶”賈湖骨笛，吸引著慕名而來的觀眾。“距今8500年左右的賈湖聚落已揭示出多個世界之最。賈湖遺址出土的多支鶴類尺骨制作的骨笛，是已發現的世界上最早可吹奏七聲音階的管樂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王巍說，中華先民的這項創新發明改寫了世界音樂史。

　　中華文明是人類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華民族自古就善于創新創造，展現出高超的技術創新水平和戰天斗地的宏大氣魄。

　　“爸爸，快看，這個好像魚嘴啊!”在四川都江堰，成都市民陳榮帶著剛上學的孩子，駐足于這一水利工程奇觀前。

　　作為都江堰的分水工程，魚嘴利用地形、地勢將岷江一分為二。由戰國時期秦國蜀郡郡守李冰設計營造的都江堰，巧妙地利用魚嘴、寶瓶口、飛沙堰三大工程，發揮了分流、排沙、滯洪、引灌的作用，是世界上最早實現無壩引水的工程之一。

　　都江堰，凝結著中華民族卓越的智慧與創新，滋養著成都平原這方“天府之國”。

　　穿越歷史的長河，中國人在水利上的創新一脈相傳、歷久彌新。今天，在長江之上，葛洲壩、三峽、白鶴灘等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巍然屹立，續寫著中華民族水利建設的輝煌篇章。

　　在繼承的基礎上持續改進，不斷創新、快速迭代，這個現代創新理論，很早就被中國人所實踐。由耬轅、耬架、耬斗、輸種管、耬腳和耬鏵組成，收藏于全國農業展覽館(中國農業博物館)的傳統農具播種移栽工具耬車，能一次完成開溝、下種、覆土等作業環節，達到行距一致，深度一致，疏密均勻，既提高了播種質量，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從新石器時期的耒耜、石犁到金屬時代的青銅犁、鐵犁，再到后來的直轅犁、曲轅犁……耕具的持續改進、不斷創新，推動中華農耕文明邁向高峰。

　　一系列發明創造，彰顯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推動人類告別原始、蒙昧，走入文明，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重要貢獻。

　　“世界上最早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釜)，最早的榫卯結構建筑技術，最早馴化大米(水稻)、小米(粟、黍)和豬，最早的夯土建筑技術、玉器制作技術、養蠶絲織技術、漆器制作技術，都是中華民族的創造發明，為都邑聚落的建設和社會復雜化進程準備了條件，促進了文明社會的形成。”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韓建業說，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富有創造力和創新精神的實證。

　　推動文明發展的力量

　　商鞅方升、云夢睡虎地秦簡等文物體現了中華先民對制度、思想文化領域革新的重視，是締造中華文明的偉大實踐

　　創新是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將創新視作國家強盛、民族興旺的動力，不僅在技術、器物層面尋求突破，也高度重視在制度和思想文化領域進行革新，開啟締造中華文明的偉大實踐。

　　現藏于上海博物館的商鞅方升，是秦統一度量衡所用標準量器。“一升量天下”，一個銅方盒量出了最早的“中國標準”。它的背后，是以實行郡縣制、“廢井田，開阡陌”、制定秦律等為基礎的商鞅變法。戰國時期，各國將變法視為富國強兵的重要途徑，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改革。其中，效果最顯著的即為秦國商鞅變法，其廣泛調動社會積極因素，推動秦國日益發展壯大，成為當時最強大的國家。

　　“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辛向陽說：“春秋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吳起變法、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都是變革的代表，秦王朝的郡縣制改革深刻影響了中國2000多年的歷史發展，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都是變法的產物，北宋的王安石變法、明代的張居正變法都是巨大的社會變革，有力地推動中華文明的發展進步。”

　　云夢，湖北江漢平原東北部，楚文化發源地之一。云夢睡虎地秦簡揭開秦律面紗：一條條詳密的律令體現著秦律的創造性——《田律》提到早春二月不許到山林中砍伐樹木，說明中國人早在2000多年前便為環境保護立法；商品須明碼標價以維護交易公平，《金布律》中的規定讓古人也有自己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秦律所確認的法律形式、原則、制度等，對后世封建法制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它的發現證明了中國古代發達的法制文明。”湖北省博物館副館長王先福說。

　　在山西太原，一座唱經樓曾見證了無數士子的榮耀時刻，這里是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后宣唱考生名次的重要場所。源起、發展于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適應社會選拔人才的需要，在較長時間內保障了國家和社會治理體系的穩定運行。“通過考試選拔政府官員”的思想受到歐洲啟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鳩、伏爾泰等高度贊譽，啟發了西方近代公務員制度。

　　燕山腳下，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文華堂內，“斯文在茲——中華古代文明版本展”以物證史。漫步于陳列間，宋刻本《周禮》、元刻明修本《孟子》……一部部古老典籍講述著中華文脈之盛。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人類文明發展達到一個高峰，在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學家，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則涌現出老子、孔子、墨子等諸子百家。中華先賢在這個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所提出的諸多哲學思想、價值理念，閃耀著創新精神，深刻影響和塑造了中華民族。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學斌說：“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等，一直延續不斷、世代傳承。”千百年來，中華先賢提出的思想觀念和哲學智慧，為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至今仍啟迪著全世界。

　　蘊含開放包容的品格

　　三彩載樂駱駝俑、葵口三足獅子紋鎏金銀盤等文物見證了文化藝術交融的歷史，展現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開放包容的廣闊胸襟

　　集千古之智，納四海之慧。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文明始終以開放胸懷同世界其他文明開展交流互鑒。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理念，成為中華文明創新性形成的加速器。

　　考古學家證實，文明交流互鑒早在中華文明起源時就已開始。“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至少在500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在中國的彩陶、黍、粟等逐步向西傳播的同時，源自西亞和亞歐草原的黃牛、綿羊、山羊、小麥、青銅和塊煉鐵技術、馬拉戰車等也先后傳入中國。”韓建業說，外來物種和技術的輸入，加速了中華文明的發展步伐。

　　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一個既善于吸收借鑒，也善于創新創造的民族。開放包容的民族品格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

　　自張騫鑿空西域，絲綢之路的暢通令文明交流往來愈發頻繁深入。在這條文化相遇、交流的路上，苜蓿、葡萄、西瓜、胡椒、胡琴、箜篌……眾多物種、器物傳入的同時，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和各類豐富物產也隨之傳播到世界各地。盛唐時期，萬國衣冠會長安，物產交流、知識傳播、信仰碰撞……在音樂、服飾、飲食、天文、醫學等多個領域，彰顯著唐朝的開放、包容。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三彩載樂駱駝俑，見證了文化藝術交融的歷史。一塊色彩斑斕的毛毯置于駝背之上，7名樂手手持不同樂器盤腿演奏，中間一女子正動情歌唱。一個“駝背上的樂隊”，再現了鮮活的盛唐長安，各地人們在此相遇，盡情演繹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收藏于國家博物館的葵口三足獅子紋鎏金銀盤，將西方傳來的獅子和中國本土的牡丹花巧妙結合。唐朝工匠們融會貫通，汲取外來文化長處，將外域紋樣與傳統紋樣融為一體，創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器物。

　　瓷器是中華文明的標志性符號，也是深受世界各國人民喜愛的中國文化產品。在故宮博物院“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華展”展覽中，出土于伊朗的拉杰瓦迪納彩龍紋釉磚上，精美的貼金箔龍紋，風格和元青花瓷器上的龍紋如出一轍。

　　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說：“元青花瓷器所用的呈色劑‘蘇麻離青’來自伊朗，元青花的誕生是西亞工匠和中國工匠的合作結晶。當時，元青花瓷器燒成后即大量輸往伊朗；如今，伊朗仍是收藏元青花瓷器最多的國家之一。”

　　“紫禁城與凡爾賽宮——17、18世紀的中法交往”展覽中，一款乾隆款繞彩絲玻璃螺旋紋瓶，格外引人注目。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郭福祥說，清宮玻璃融合中西技藝，發展新技術、創制新品種，達到技藝巔峰。“中外密切的文化互動，激發出豐富的想象力，催生了文化的新元素和新風貌，推動了社會的發展進步。”

　　在不斷交流、交往、交融中激發創新創造活力，中華文明始終面向世界、博采眾長，為自身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中華民族是守正創新的民族。中華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今天的中國生機勃發，涌動著創新創造的熱潮。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基因，弘揚創新精神，秉持開放包容，必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源源不竭的創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