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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指出“親仁善鄰、協和萬邦是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盡管“親仁善鄰”一詞在春秋時期才出現，但其作為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在此之前就已經萌芽了。

　　“親仁善鄰”一詞，最早見于《左傳·隱公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魯隱公六年（公元前717年），鄭莊公入侵陳國，大獲全勝。陳、鄭二國相鄰，此前陳國曾與宋、衛等國一起攻打鄭國，鄭莊公請求與陳國和解，卻遭到陳桓公拒絕。五父（桓公之弟陳佗）勸說陳桓公，稱親仁善鄰乃治國法寶，應該答應鄭莊公的請求，但陳桓公不聽勸告，最終導致“鄭伯侵陳，大獲”。自此，“親仁善鄰”的處世理念逐漸深入人心。

　　“親仁善鄰”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親近仁者，二是善待鄰邦。仁是孔子思想學說的核心范疇，也是儒家崇尚的為人處世的最高道德標準。《論語·顏淵》云：“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孟子·離婁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儒家推己及人，既要求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又要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這就是儒家所強調的“仁者愛人”。不管是要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是要處理好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同樣都離不開仁愛之心。從這個意義上講，親仁就是善鄰的基礎和前提，而善鄰則是親仁的必然結果。

　　“親仁善鄰”的處世理念，早在炎黃時代就已初露端倪。《史記·五帝本紀》曾稱“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于是軒轅（黃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撫萬民，度四方”，《史記集解》注云：“王肅曰：‘度四方而安撫之。’”《史記·五帝本紀》又稱黃帝取代神農氏為天子后，“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對此，《史記索隱》注云：“言萬國和同，而鬼神山川封禪祭祀之事，自古以來帝皇之中，推許黃帝以為多。”炎帝恃強凌弱，意欲侵犯其他諸侯，在這種情況下，黃帝并沒有一味地擴大自己的軍事力量，而是“修德振兵”，充分認識到了“修德”的重要性。打敗炎帝之后，黃帝不僅沒有對炎帝族人趕盡殺絕，而且還想盡一切辦法來安撫他們，“擇其優秀和平者，予以官爵以羈之，封之國土以容之，崇其明祀以縻之”（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正是由于黃帝“撫萬民，度四方”，注重以德服人，這才有了黃帝之時“萬國和同”的盛況。可以說，帝堯時期“協和萬邦”的太平景象，就是“萬國和同”局面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帝堯時期出現的“協和萬邦”一說，從善待鄰邦的角度看，與“親仁善鄰”的處世理念顯然是具有一致性的。《史記·五帝本紀》稱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在此之前，《尚書·堯典》亦稱帝堯：“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可見，帝堯乃是上古時期的一個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首領，他十分重視個人的品德修養，是萬民仰慕的具有仁愛之心的光輝典范。帝堯以他獨特的人格魅力影響著自己的家庭和家族，使得其家庭和家族內部所有成員之間的關系都變得和睦、融洽。在此基礎上，其影響進一步擴大，使得整個國家的人們都能夠做到相親相愛。接下來，再去協調不同邦國之間的關系，使得每一個邦國都能夠與鄰為善、和平相處。這是一個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由個人到整體的過程。先是家庭、家族的和睦，然后是國家內部團結，最終達到天下邦國和平共處的目標。

　　到了帝舜時期，在處理與鄰邦的關系方面，帝舜有不少值得稱道的地方。據《尚書·大禹謨》記載，帝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舜“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韓非子·五蠹》亦有相關記載：“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孔子曾稱“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又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帝舜放棄武力，“執干戚舞”，通過“誕敷文德”讓有苗心甘情愿地歸附了自己。孔子所贊，正是像帝舜這樣“修文德以服遠人”的做法。《史記·五帝本紀》對帝舜時期的太平盛世有具體描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正因如此，在以德服人、善待鄰邦方面，帝舜才會被后世奉為楷模。

　　西周時代，特別是周公攝政期間，周公制禮作樂，天下和平，其仁德同樣也惠及境外的小國。《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圣人乎？有則盍往朝之。’”越裳國遠在交阯之南，山川阻隔，語言不通，之前與周王朝幾乎沒有任何交往。即便如此，越裳國還是專門派遣使者，通過多重翻譯，來向周王室“獻白雉”。越裳人之所以這樣做，原因竟然是周公制禮作樂，德澤天下，越裳國也受其影響而變得安定祥和，已經很久沒有出現“烈風雷雨”了。又《國語·周語上》記載：“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時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可見，西周時期，像祭公謀父這樣的有識之士，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以德服人、善待鄰邦的重要性。

　　“親仁善鄰”一詞最早出現于春秋時代并不是偶然現象。它的出現，與春秋時期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接受這一理念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如《國語·晉語二》記載：“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茍眾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儒家所推崇的“仁政”，特別注重“以民為本”；而“親眾”，就是“親民”，同樣也強調“以民為本”。由此可見，“親眾”與“親仁”之間，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而所謂的“親眾而善鄰”，實際上就是“親仁善鄰”的意思。儒家強調“仁者愛人”，從這個角度看，“親其民人”與“親仁”之間存在明顯的一致性；而“信其鄰國”與“善鄰”又有語意上的相近、相通之處。可以說，“親其民人”和“信其鄰國”就是從兩個方面來對“親仁”和“善鄰”進行解釋的。

　　春秋時期，能否做到“親仁善鄰”直接關乎國家興衰的例子頗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秦晉之間相互買糧這一事例。據《左傳》記載，僖公十三年，晉國遇到饑荒，晉惠公向秦國提出買糧請求，盡管因為晉惠公此前的背信棄義，秦晉兩國正處于敵對狀態，但秦國的大臣百里認為還是應該賣糧給晉國。他說：“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穆公贊同這一說法，“秦于是乎輸粟于晉”。僖公十四年，秦國遇到饑荒，秦穆公向晉國請求買糧，竟然被晉國君臣拒絕。僖公十五年，晉國再次發生饑荒，秦國不計前嫌，又將糧食賣給晉國。對此，秦穆公解釋說：“吾怨其君而矜其民……姑樹德焉，以待能者。”至此，秦穆公君臣與晉惠公君臣之間已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秦穆公君臣與鄰為善，為了向晉國示好、為了救助晉國百姓，以德報怨，先后兩次向晉國提供寶貴的糧食。晉惠公君臣卻以“無損無怨而厚于寇”為由，不向正處于饑荒之中的秦國提供糧食。也正因為如此，秦穆公能夠成為諸侯霸主；而晉惠公統治下的晉國卻不斷走向衰落，以至于其子晉懷公，最終被晉文公所取代。可見，“親仁善鄰”這一中華文明特有的處世理念，直到春秋時代才有了明確的認知和確切的表述，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兩周時期的諸侯國都歸屬于周王朝。西周時期，周王朝對諸侯國尚能有效節制。但是，到了春秋時代，由于王室衰微，號令多出自諸侯霸主，諸侯之間相互征伐、兼并不斷，此時的東周王朝已經名存實亡。這一時期的諸侯國逐漸發展成為了相對獨立的實體國家，幾乎完全擺脫了周王室的節制，開始自行其是。正因為如此，春秋時代的諸侯國盡管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但是這一時期形成的“親仁善鄰”的處世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親仁善鄰”的思想觀念一經產生，便成為中華文明極為重要的道德標準和處世原則，也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親仁善鄰”的處世理念，從仁愛之心出發，既要求人與人之間真誠相待、與鄰為善；又要求國與國之間和平共處、守望相助；同時還要求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尊重、平等對話，讓不同的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親仁善鄰”作為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今天，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作者：樊會芹，系信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