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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有事焉”，系孟子在《公孫丑上》中回答“何謂浩然之氣”時提出的觀點。其中的“必有事”，是“言養氣當必以集義為事”（《朱子語類》），即以集義之“事”存養和生發“浩然之氣”，然后“塞于天地之間”，達至“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實現“盡心知性知天”。由此，孟子確立了“必有事焉”的工夫取向，賦予了“事”以深刻的倫理內涵。

　　孟子的以上觀點，被自許直承先秦孔孟思想的宋明理學所賡續和發揮。張載說：“《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卻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張載集》）其中的“必有事”乃指集義之“事”的涵養過程，目的是生發“浩然之氣”，以實現“性”與“天道”的溝通。張載堅決拒斥意、必、固、我，因為“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如果“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張載集》）。程顥認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二程集》），這里的“養氣之道”，主要是指以本心自由地對待外物、處理事務，而不妄用主觀、人為加以矯正和助長。這樣的“集義”工夫，亦即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道德踐履，與“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有異曲同工之妙。程頤則將“必有事焉”與主“敬”工夫相聯系，認為“‘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二程集》）。二程的以上觀點，側重于“必有事焉”的工夫之維。朱熹認為孟子的“必有事焉”是“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朱子語類》），而“集義”又指“事事都要合道理，才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朱子語類》），亦即“集”為聚集、累積，與之相關的處事之道即為“義”。依此累積、如此擴充，是為“集義”。若事事合乎“義”，即能生發“浩然之氣”。隨后的“勿忘、勿助長”體現為內在的涵泳、涵養之義，即不可增添過多的私欲或人為。由此看出，程朱對“必有事焉”的詮釋，以及對“事”的運用，皆與本性論的討論密切相關，并與個體修養切實聯系起來，往往以一種踐履工夫的形式而出現。陸九淵將“必有事焉”中的“事”界定為內心的念慮，而“正”則為矯正。他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于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陸九淵集》）對此，他還作了進一步闡釋：“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陸九淵集》）聯系上下文看，陸九淵認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上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下一句，下一句在內容上是對上一句的闡釋，亦即按照“勿忘勿助長”去修養、踐履，舍棄舊習，此“心”不待矯正，即能復其本性，即“積善”“積義”。如果強行矯正，就違背了“本心”的自然本性，即“硬把促”。相應地，“必有事焉”中的“事”是指內心的念慮，而“勿忘，勿助長也”則是指棄去舊習，務求復其本性。“心”與“事”在這里得到了通融，“必有事焉”變成了“事上見心”的踐履工夫。王陽明延續了陸九淵的理路，將“義”進一步闡發為“良知”，認為“必有事焉”就是“集義”，而“集義”又是“致良知”，即“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在體用關系上，“良知”是“必有事焉”之體，而“必有事焉”則是“良知”之用。這就意味著“必有事焉”工夫的展開，要以“良知”作為頭腦，而“致良知”的工夫，則以“事”作為依托。“事”是構成實實在在“致良知”的“實”元素。從時間之維看，他認為：“‘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王陽明全集》）

　　以上關涉“必有事焉”的論述，無論是張載、二程和朱熹的“集義”，還是陸九淵、王陽明的“積善”“致良知”，皆從不同角度對孟子“必有事焉”義理的深層次展開，同時也是“必有事焉”貫穿宋明理學演進的反映。那么，作為宋明理學各時期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為何要論及“必有事焉”？對其中之“事”作出了怎樣的闡釋？從實質上看，“必有事焉”中論及的“事”，在宋明理學中每與“集義”“積善”“致良知”相聯系，呈現為亦本體亦功夫的雙重面相。以廣泛哲學視域看，“事”具有更深沉的哲學意蘊。按韓非子“事者，為也”的理解（《韓非子·喻老》），“事”應與人的生存與發展相關，一般表現為“人的活動及其結果”。如上文論及的“必有事焉”之“事”，亦即人在日用常行中的“集義”“積善”“致良知”之“事”，是宋明儒肯定現實世界的日用常行之“事”，是構建社會生活秩序的道德踐履之“事”。這意味著：人總是通過“贊天地之化育”的“活動”過程和勞動成果，以實現自身存在與發展，并獲得區別于動物的內在品格。在此意義上，人的存在與發展皆以“事”為基源。同時，“事”也因人而成：正是人在“贊天地之化育”的過程中，創造和運用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事”，構建起美輪美奐的人化世界，并依此獲得區別于“物”的多重規定。由此出發，人的存在與發展與人化世界的建構，因“事”而得到彼此的互認和促進，人與世界的關系，亦因“事”得到彼此溝通和互融，正如楊國榮說：“‘事’既關乎現實世界的生成，又與人自身的存在相涉。”（《人與世界：以事觀之》）簡言人與“事”的內在關系：人因“事”而在，“事”因人而成。

　　總而言之，一向以“性與天道”的方式展開哲學沉思的宋明理學，相應地存在“化物為事”的理論視域和“主德”“重事”的思想旨趣。在此背景下，宋明儒必然通過“事”來認識和處理人與世界的關系，彰顯其哲學思想的多維性和深刻性。這也就不難理解，孟子提出的“必有事焉”，貫穿了整個宋明理學發展的始終。與之相應的“事”，在不同人物不同作品那里呈現出亦本體亦工夫的義理面相，與“性”“理”“物”“道”“敬”“心”“知”“行”“良知”等一道，儼然構成宋明理學的核心范疇圖譜。而宋明理學中的天人之辨、道器之辨、知行關系、理事關系等基本論題，在以“事”為視域下也可探尋其更為精妙的義理蘊涵，抉發其更為獨特的思想面相。

　　（作者：黃河，系貴州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暨貴州大學中國共產黨人“心學”與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高端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