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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直傳承的理念，主張以道德秩序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關系中以他人為重。”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底蘊豐厚，向往和平、追求和睦、保持和諧，始終是中華民族的鮮明思想導向、堅定價值追求，對包括和平性在內的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形成發展具有奠基性的推動作用。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崇尚“和”的價值觀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太和”就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的狀態：“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只有“和”才能促成“和樂如一”的和諧局面。孔子強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進一步將“和”的觀念從處理日常倫理關系提升為協調民族、國家間關系的準則，也就是《尚書》所說的：“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維護民族、國家的內部和諧，再進一步協調與其他民族、國家的和諧關系，這就是中國古代向往的“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理想天下場景，它成就了中華民族自立自強、講求調和、保持謙和、崇尚平和的民族性格，也成就了大一統王朝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價值觀念，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也正因此，大一統王朝的核心使命就必然是維護長治久安的和平局面，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格局，就必然是鞏固防守、抵御入侵，而絕不是主動進攻、向外擴張、對外殖民 。這就決定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價值觀，必然不是以奴役、殖民其他文明為前提的，而是與其他文明和諧共生、和平相待、在平等互鑒中共同發展的。在儒家思想理念中，大一統王朝固然必須擁有地理形勝、經濟、科技、軍事等硬實力，更應當擁有“以德服人”“以德行仁”的道德至上、和平至上的理想主義價值觀、軟實力：“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超越“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小康”境界，達到中國古代社會向往追求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境界。

　　大一統王朝這種和平性的價值立場，不只是停留在思想觀念當中，更體現在具體的歷史實踐當中。縱觀大一統王朝與其他民族、國家交往的歷史，絕大多數都是通過官方互派使節、朝貢與民間貿易、來華習業留學等和平路徑，在漢字漢語、儒學佛學、制度文化等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和平相處、平等共享的交往交流。韓國和日本學者就指出：“由于漢文的輸入，才使韓民族可學習外國文化……此在韓民族文化發展上，不可言不為有幸之事。”“漢字、漢籍以及儒教和佛教的傳入決定了后來日本文化的性質。”美國學者則認為，“高麗朝廷機構的設置基本是仿效唐朝和宋朝的朝廷機構。”“人們不僅視中國為至高無上的軍事強國，也將其看作是國家與文化最杰出的楷模,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可見，中華文明在外域的傳播，不是以武力強制輸入的，而是其他民族、國家出于制度、文化與科技發展的需要而主動吸收、接受的。中華文明這種和平的傳播、交流方式，與西方國家依靠武力建立殖民統治進行強制性政治、經濟、文化輸入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中華文明的傳播過程中，其他民族、國家對中華文明的接受也不是完全照搬，而是立足自身實際需要進行自主選擇與受容。事實上，日本、朝鮮的古代國家在接受中華文化的同時,還將經過他們吸收、消化、再創造的文化形態再次輸回中國,對中華文化在本土的創新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這進一步彰顯出，古代大一統王朝在文明傳播、交流中與其他民族、國家和睦相處、和諧共生、和平相待的文明特性。這一點，在大唐時代表現尤為典型，也尤其具有代表性。

　　在一段歷史時期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文化、思想體系、文學、藝術、法律和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文字在這些國家中處于支配地位”。唐都長安也因此成為周邊各民族、國家和睦相處、和諧共生、和平相聚，具有價值導向標識意義的國際化中心都市，唐王朝的政治體制、思想形態、制度文化甚至被周邊民族、國家長期復制、運用：“它們的統治者具有同樣的思想意識，它們用中文來處理公務，并采用中國的法律和辦事手續。”唐王朝與周邊國家的和平分享與平等互鑒，推動東亞地區形成了一種和睦、和諧的國際間的和平秩序，之所以能夠形成這種和平秩序，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所秉持的“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的外交價值觀念，以及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和平思想理念。

　　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交流交往的歷史，以及古代大一統王朝所秉持的和睦、和諧、和平的和平性價值立場，都再一次闡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始終會堅持以和平、發展、共享、共進的原則構建民族、國家間的和諧發展秩序，都始終不會將自己的思想、文化、體制強制輸入其他民族、國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明，“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今天，我們重新回顧中華民族的思想導向、價值追求與中華文明和平性突出特性的深層關系，就是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不斷增強文化傳承發展創新的自覺性、主動性，不斷深化對文化繁榮發展建設的規律性認識，這對于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創新，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形態以及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設與發展，對于世界文明未來發展形成新的內涵、新的方向、新的格局具有重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