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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一書引《詩經(jīng)·大雅·抑》之篇六次，其中引用“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更是多達(dá)三次，分別在《不茍》《非十二子》《君道》三篇。此引詩三處，雖然并無統(tǒng)論之意，但縱覽此三篇所引之處行文，其立意逐漸拔高，在“維德之基”的基調(diào)下對君子品性展開討論，最后上升到治國理政的高度。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見于《詩經(jīng)·大雅·抑》：“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鄭箋云：“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為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為德之基止。言內(nèi)有其性，乃可以有為德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在此章中起比興兼?zhèn)涞淖饔茫败笕救崮尽敝允橇己貌牧希且驗樗捎靡灾谱髑偕獦菲鳎又詼販厝弧⒐е?jǐn)守禮是因為其深厚品德作為其根基，故“維德之基”乃是人的內(nèi)在本質(zhì)，“溫溫恭人”是這一本質(zhì)的外化表現(xiàn)。在《荀子》的語境下，對德為人之安身立命的基礎(chǔ)更為強調(diào)。在他看來，君子要做到謹(jǐn)慎謙和，持事以敬，不為物欲所傾倒；在位者要做到善政任賢修己而后安政。此二者皆需要堅定的道德基礎(chǔ)。

　　君子應(yīng)以德為本，行中庸、致至文

　　《不茍》篇中“夫是之謂至文”是對前文的總結(jié)，“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是對“至文”的總結(jié)，顯然“至文”與“維德之基”并非同一維度的概念，據(jù)前言可將“至文”視為“維德之基”的結(jié)果。也就是說“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jǐn)慎而容”這些品質(zhì)皆需要內(nèi)在德性的支撐，而一個人能夠做到這些，在荀子看來已是“至文”。“至文”之境其實無它，凡事把握好度便是其關(guān)鍵所在。因為寬容太過就成了懈怠；太過有棱角則易傷人傷己，“廉”形容一個人有棱角有個性，“劌”為刃傷之意；同樣，太過于善辯則易起爭執(zhí)，雖然在荀子看來“君子必辯”，但君子之辯是為了致實，而且君子博學(xué)雅正，故其辯能服眾不至于發(fā)展為爭執(zhí)，君子之辯當(dāng)如荀子在《非相》篇中說的那樣：“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而且，一個人太過于明察就變成了斤斤計較，如此便易激切，現(xiàn)實生活中，太過明察之人往往難以包容他人的短處，自然難以實現(xiàn)和諧，所以楊倞注“察而不激”為“但明察而不激切”；不僅如此，太過于正直之人則不免盛氣凌人；太過于剛強則不免兇暴，太過于寬柔則不免隨波逐流；太過于恭謹(jǐn)謹(jǐn)慎則容易舉棋不定、畏手畏腳。所以把握為人處世的度，是通往“至文”之境的核心要義，而對“度”的把握正是對中庸之道的踐行，正如《中庸》所言：“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舜之所以是舜，就是因為他在面對事物之時用了最合理的適中辦法。行文至此，我們就不難進一步理解荀子在此表達(dá)的邏輯，那就是以德為基，方能行中庸之道，行中庸之道方能至“至文”之境。如此一來，在荀子這里《大雅·抑》的“維德之基”之德可視為“中庸之道”的基礎(chǔ)，德道相通則“至文”矣。

　　君子應(yīng)知命自省

　　如果說《不茍》篇引“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是為了強調(diào)君子需以德傍身才能不偏不倚行中庸之道，達(dá)到“至文”的境界，那么《非十二子》篇引《抑》則是為了提醒后世儒者“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修身過程中需以“維德之基”自省。荀子以“能”與“不能”為例，指出君子應(yīng)在主觀能動性上下功夫，而不要執(zhí)著于不以個人意志為轉(zhuǎn)移的事情。一個人可以從自身道德、誠信、才能上督促自我成長，“‘可貴’謂道德也；‘可用’謂才能也”。這些都是個體在充分調(diào)動自我能動性的前提下所能實現(xiàn)的，但不能保證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一定會為他人所認(rèn)可或在客觀世界取得成功，但即便如此，真正的君子仍然會以突破自我為目標(biāo)而努力，如《勸學(xué)》篇所說：“古之學(xué)者為己，今之學(xué)者為人。”儒家“天命觀”認(rèn)為，客觀外在世界不以個人意志為轉(zhuǎn)移，即使再執(zhí)著于某事仍舊有失敗的風(fēng)險，因為客觀世界充斥著各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偶然性，而此“偶然性”恰恰是其必然性的體現(xiàn)，故君子應(yīng)安然接受其必然性，與偶然性、不確定性和諧相處，儒家所倡導(dǎo)的“知命”即如此，知命之不可知，也就無謂成功與失敗。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道行與不行屬于未來偶然性的結(jié)果，不應(yīng)影響當(dāng)下的自我。所以荀子在談?wù)摗熬幽転榭少F，不能使人必貴己”這一必然性與偶然性之時，會警示道“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這與孔子所說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君子在內(nèi)修其身以及立身行道的過程中仍需有一參照，這個參照就是“溫溫恭人，維德之基”。這兩句詩展現(xiàn)的邏輯關(guān)系，正是君子自省的關(guān)鍵。

　　執(zhí)政者應(yīng)“有覺德行”、任賢用能

　　《君道》引《抑》段落，開頭四字“至道大形”，王先謙注此為“言至道至于大形之時”。而此四字即是該段落之主旨，后續(xù)行文皆可視為荀子對至道至于大形之時的一種描述，然而這種描述并非烏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在天子隆禮至法，尚賢使能的治國之道下國家的應(yīng)然有序狀態(tài)。在段落之末，荀子引用“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一來，將話題的重點重新拉回到天子身上，言明至道之行關(guān)鍵在于君道，而君道的核心則是天子本人需要有深厚的根基與高尚的品德；二來，借衛(wèi)武公刺歷王之意，勸勉在位的君子為政以德。相較于《不茍》《非十二子》二篇引《抑》的側(cè)重點均在個體修身律己方面，《君道》引《抑》則將目光放在了治國層面，雖然相較于前兩篇在立意上有所超越，卻也是《抑》的詩內(nèi)應(yīng)有之意，如詩的第二章：“無競維人，四方其訓(xùn)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yuǎn)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點明能夠任賢用能，國家自然強盛，四方自然來歸，這仰仗天子“有覺德行”，上可治國有序，下可為萬民之表率。鄭箋云：“競，強也。人君為政，無強于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于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朱熹從天地人的角度出發(fā)，指出天子“有覺德行”為天下法，“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xùn)。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yuǎn)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后可以為天下法也”。可見這段詩文與荀子所欲表達(dá)之意相通，足見荀子引詩詩意漫布全文，非孤立、抒情地引用。因為荀子在此引《抑》所強調(diào)的德，既是“維德之基”的德，亦是“有覺德行”的德，二德本為同一“德”，前者更顯君子有德傍身則“大形”備矣的邏輯關(guān)系，故荀子引之。

　　從《不茍》到《非十二子》再到《君道》，荀子三引“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我們看到隨著所論述話題立意的拔高，“德”字的內(nèi)在含義在不斷變化，所言對象從君子上升到天子，正如《大學(xué)》所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荀子借《抑》言“德”正是言其“本”，本立而道生，“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之意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