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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這副高懸于岳麓書院文廟的對聯，道出了湖湘文脈的淵源有自，高揚了舍我其誰的氣魄，也深刻地折射出岳麓書院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精神高地的歷史底蘊。

　　一

　　在戰火紛飛、割據混戰的五代十國時期，僧人智璿在岳麓山下、湘水之濱購置了一些土地和書籍，搭建起幾間屋舍，供往來士人讀書治學之用。伴隨著北宋王朝的建立、崇文風氣的興起，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唐末五代僧侶建屋辦學的基礎上，正式創建了岳麓書院。草創之初，篳路藍縷，此時的岳麓書院尚未被納入官學體系，時廢時興。直到二十三年后，潭州太守李允則在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擴建書樓、禮殿，確立了講學、藏書、祭祀、學田四大規制，邀請碩儒名師以傳習，儲納圖書以廣智，祭祀圣賢以崇道，購置學田以保障書院運行。李允則的作為很快引起了學界矚目，北宋著名文學家王禹偁在《潭州岳麓山書院記》中稱道：“誰謂瀟湘，茲為洙泗；誰謂荊蠻，茲為鄒魯。”岳麓書院的創設與發展，使瀟湘大地不再是文化落后的邊荒之所，而是可以與孔孟故里相提并論的人文淵藪。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尊孔崇儒的宋真宗召見了岳麓書院山長周式。彼時的岳麓書院辦學規模大為擴展，已有生徒數百人，這些辦學成果得到宋真宗的青睞。但周式婉拒了國子監主簿的任命，回到岳麓山下。真宗為其精神所感動，親題“岳麓書院”匾額并御賜書籍。從此，岳麓書院聲名大噪，成為北宋四大書院之一。

　　兩宋之際的戰火曾讓岳麓書院化為一片廢墟，而隨著士人的南渡、湖南的開化，岳麓書院在艱難困頓之中迎來了復興的生機。南宋紹興年間，原籍福建的理學家胡宏在衡山之麓撰作《知言》，被后世譽為“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作為胡宏的高足，張栻在乾道、淳熙年間，主教岳麓書院，他傳承了周敦頤、張載、二程等學者開創的理學傳統，將理學的核心精神與書院的辦學宗旨融貫為一。張栻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中特別強調：“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在張栻看來，岳麓書院既不是供學子閑談廢時的環境清幽之所，也不是服務科舉考試、培養奔競之徒的名利場，而應造就一大批體認道統、精研學術、造福民生的有志之士。在此背景下，一批向學之士慕名前來岳麓求教問難，甚至有學者“以不得卒業于湖湘為恨”，南宋事功學派的代表學者陳傅良也在《重修岳麓書院記》中稱贊“張先生（栻）所為記，及于治心修身之要，湖湘之后亦既知所指歸”。這些史料都生動反映了岳麓書院在南宋時期的巨大影響。

　　尤值一提的是，在張栻主教岳麓書院期間，朱熹于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從福建武夷山出發，不遠千里來到長沙與張栻交游討論，兩人圍繞理學概念的闡發、儒家經典的詮釋、身心功夫的踐履等問題展開學術論辯，時間長達兩個月，遠近學子紛紛前來。這次活動史稱“朱張會講”。會講促進了不同學派之間的自由交流對話、相互質疑論辯，對朱熹思想理論體系的完善與成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南宋以降的學術思想演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弘治、正德年間，王陽明繼承和發展了陸九淵的心學思想，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命題，打破了明初以來理學教條化的禁錮。明代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陽明在貶謫貴州的途中路過長沙，于岳麓書院拜謁朱張祠，并寫下了“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的詩句以表達對朱熹、張栻兩位學術大師的崇敬之情。盡管明代后期禁止自由講學、禁毀書院事件時有發生，岳麓書院的師生卻能在困頓中求索圣賢之道，在艱苦中承續古人之思。明末山長吳道行延請東南名儒高世泰講學，書院學子王夫之懷抱孤忠，著述不倦，揭示“天下唯器”“知行統一”之旨，彼時的書院窮且益堅，逆流而上，媲美東林，聲光益顯。

　　岳麓書院在清初被納入官學體系，列為省會書院，辦學規模進一步擴大。為表彰岳麓書院傳道濟民、作育英才的成效，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康熙皇帝御賜“學達性天”匾額，勉勵士人通過對天理與人道的學習體悟，達到恢復天性、天人合一的境界。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乾隆皇帝御賜“道南正脈”匾額，表彰岳麓書院在理學南傳中的正統地位。理學與書院的一體化，在這一時期的書院學規中得到了充分顯現。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著名學者曠敏本任岳麓書院山長，他將儒家的道統、儒學的文脈、儒士的境界和使命融貫書寫在一副長聯中。上聯是：“是非審之于己，毀譽聽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數，陟岳麓峰頭，朗月清風，太極悠然可會。”下聯是：“君親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賢道何以傳，登赫曦臺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歸。”這是岳麓書院史上字數最多的對聯，至今仍高懸于書院的核心——講堂，成為激勵后世岳麓學子奮發興起的座右銘。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時任岳麓書院山長的歐陽正煥手書“整齊嚴肅”四字作為院訓。七十年后，山長歐陽厚均將“整齊嚴肅”四字刻石立碑于書院最核心的講堂。從岳麓書院走出的曾國藩對于程朱理學主張的“整齊嚴肅”深為服膺，他說：“敬之一字，孔孟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整齊嚴肅”正是理學主敬工夫的外顯與落實，從檢束身心到整頓時局，從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概莫能外。強烈的自省精神與憂患意識，既是宋明理學的內核，也是聯結近代湖湘人才群體的精神紐帶。

　　近代，在岳麓書院求學問道、格物致知的湖湘英杰恢宏修己安人的儒學傳統，為中國的救亡圖存、民族復興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中，既有以理學經世的湘軍集團、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口號的思想先導，也有推動變法改制的維新志士群體、推翻封建帝制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如果說書院大門的對聯“惟楚有材，于斯為盛”（公元1812年書院山長袁名曜、生徒張中階合撰）在此前只是湖湘士人的自我激勵與冀望，那么近代湖湘人才輩出的歷史事實，讓這副名聯成為湖湘文化大放異彩的真實寫照。

　　與近代社會發展相適應，古老的岳麓書院也走上了革新求變的征程。公元1903年，岳麓書院改制為湖南高等學堂。14年后，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湖南大學前身）遷入岳麓書院舊址，時任校長賓步程將“實事求是”制匾懸掛于講堂。今天的湖南大學，仍將“實事求是，敢為人先”作為校訓。這一校訓，與清代書院山長王文清所定《岳麓書院學規》中的“通曉時務物理”不謀而合。因為無論是傳統書院，還是現代高等學府，所培養的人才絕不是埋首故紙堆、不聞窗外事的書蟲，而是心懷家國、洞察世局、通權達變、不懈求索的棟梁之材。

　　二

　　人才因教育而興，書院因制度而盛。岳麓書院史上人才群體蜂擁而起，既有時風際會的顯因，更藏寓著書院制度這一潛因。書院是中國古代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組織，萌芽、肇始于唐，定型、興盛于宋，普及于明清。在一千多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書院的組織管理、學術教學、書籍典藏、四時祭祀、經費保障等日常活動逐步體系化和制度化，形成了完備的書院制度體系。以岳麓書院為例，制度的創設、因革、發展無不體現著與時俱進、其命維新的特質。

　　具體而言，岳麓書院在歷史上有自主聘任名師宿儒擔任山長和教師的選聘制度，既可以保證書院師資的學術水準，又能使書院在學術風格上體現自己的特色；有學生擇師而從、自由流動的生徒管理制度，體現了在教學中對學生主體性、自主性的尊重，這是官學所無法比擬的優勢。岳麓書院有“疑誤定要力爭”的學規，有鼓勵師生切磋砥礪、質疑問難的教學制度，區別于死記硬背、強制灌輸的俗流，蘊含著催生學術創見的懷疑與批判精神。書院有邀請不同學派、不同思想觀點的學者同堂講學、互相論辯以及面向社會公眾開放的會講制度，克服了官學教育的僵化與封閉，使書院以一種兼容開放的嶄新姿態崛起于當時社會，承擔起創新學術、教化民眾的社會責任。

　　可以說，這一系列的書院制度是儒家士人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基于對當時教育弊病的反思而探索出的一條教育發展新路徑。這一創新使書院具備了超越當時其他辦學形式的獨特魅力，在不同歷史時期煥發出強大生命力。

　　作為教育制度創新的產物，書院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思想觀念、價值追求、文化傳統、教育理念、辦學風格，逐漸積淀、凝練為一種具有特定內涵的精神傳統。總體而言，岳麓書院的精神傳統可以概括為如下四個方面：

　　——崇道尚德、修身為本。對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價值觀念的闡發與踐行，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內圣外王事業的求索，構成了岳麓書院精神傳統的儒學底色。收載于《岳麓書院志》的歷代學規、學約、書院記等文獻，將“成人之道”作為一以貫之的育人宗旨，指出書院培養的生徒不僅致力于學問的研究與傳播，更要重視德性養成，通過不斷反省和自我約束提升道德境界。只有具備高尚品德的人，才能承擔起傳承與發揚儒家文化的重任。

　　——窮本探源、實事求是。書院是研究儒家高深學問的文化教育組織，研經讀史是書院師生的生活重心。書院的經史教育不同于填鴨式、應付式的教學模式，正如王夫之所說“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要求學者在思接千載的脈絡中體察儒家窮理盡性之道，關注對大本大原問題的探究。同時在治學精神、學術方法上，書院師生秉持實事求是的宗旨，不滿足于表面的知識與現象，重視實證、實修、實行，反對空談與玄想，挖掘儒家經史之學的思想理路與現實關懷，追根溯源地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有教無類、兼容并包。書院在招生上往往打破傳統官學的種種限制，如門第、地域、年齡等，為更多士子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機會。書院不僅接納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學子，還常常跨越地域界限，吸引各地學生前來求學。同時邀請不同學派學者講學論辯，包容、接納不同的學術觀點。在日常的教學與研究中，師生之間既講求師道尊嚴，又鼓勵師生之間平等交流、質疑問難，充分保障學生的自主性。

　　——明體達用、經世濟民。“明體”指對儒家征程上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肖永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四書’學史”首席專家，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