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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諸子百家“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皆“務為治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開啟了諸子學序幕的老子與孔子也都以天下安治為理想。而天下安治并非一蹴而就，人們為之要處理各種微觀、具體的問題，“報怨”的問題便是其中重要一項，因為小怨常隨著人們相互的報復而積累成大怨最終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而老子與孔子早在兩千年前便就這一問題提供了不同解決方案，他們為世界所貢獻的中國智慧不可忽視。

　　“報怨”是先秦兩漢的常見詞匯，“報”可理解為“回應”，如報恩、報仇即以相應行動回應恩仇，而“怨”義近于“仇”，是指對方有負于我，我有怨仇于對方。關于如何報怨的問題，老子和孔子分別有“報怨以德”和“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的說法：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圣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老子·第六十三章》）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

　　其實，孔老在這一問題上共識大于分歧。他們都想超越社會上流行的“以怨報怨”之行，因為這種行為基于復仇者一己之私憤，常會有過分行徑，始作俑者受到懲罰后亦不會知錯而是醞釀出更大的惡意，由此形成兩方更大的仇恨。但若是“以德報怨”，在儒家看來，這和私憤一樣“亦是私”（《朱子語類》卷四十四），因為它有刻意向對方施惠來收買人心的動機，若向仇家泄私憤是肆意妄為，那么對其施私惠則是刻意矯作。如果“德”被這樣濫用，又怎能用它來報答對自己有恩德的人呢？故而只能是“以直報怨”，相較于“以怨”或“以德”等手段，“以直”更體現出了一種公正性、袪除了個人意圖，因為“直”一方面指行為上堅持具有正當性的準則（此即“舉直措諸枉”中的“直”，與“義”相關），另一方面指心中自然而生出合乎正當性的意識（此即“子為父隱”之“直”，與“誠”相關），前一種體現于客觀行為規范的“直”可視為“天理”，后一種承載于內在心靈活動的“直”可視為“人情”，“直”作為“天理”與“人情”的統一，絕非基于私意的妄為矯作。

　　老子的立場同樣是純然大公而無私意作祟，他所說的“報怨以德”與《論語》中提到的“以德報怨”有所不同，這絕非茍且地以利惠討好對方，因為《老子》《論語》這兩段文字中“德”概念的內涵不完全一致。關于《老子》中“報怨”之“德”的內涵，我們可以從書中第七十九章切入，其中提到：“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為善？是以圣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這里指出“怨”無法刻意地去“和”，對方負我而我又施惠拉攏他，即便平復雙方之間的怨隙，我心中仍會存有芥蒂（即“余怨”）。故而，老子以“有德司契”這個說法來指引我們，李零教授將此解釋為：“有德的人是拿著債券的人”，即“消除怨恨最好的辦法是并不責怪對方，讓對方欠著自己，就像拿著左契卻并不討債，俗話叫感情放債。”（《人往低處走：〈老子〉天下第一》第八十一章釋義）可見，老子的報怨之德其核心在于包容而非以利討好對方，包容意味著不會將小矛盾激化成大矛盾，這也呼應著第六十三章中所謂“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圖難于其易”，即在趁著事情還容易處理而未發展成大難題時就將其化解。其前文的“大小多少”一句亦可理解為將小的事視為大事、將少的情況看作多的情況，亦即要謹慎地對待問題出現的初期、化解相關矛盾，比如以“德”包容有負于我者、消解心中之怨。“包容”體現著老子效法天道、自然無為的宗旨，天地皆以自然規律運行，某些人對天地不敬乃至破壞它，天地不會直接對這些人施加報復，而是仍像往常一樣運行著，對這些人依舊是覆之、載之，這種至公而包容的大德正是我們所要取法的。而且我方包容無為的態度亦給對方留了機會，使之止于之前的小錯而回歸自然常態。相反，若我們逞私忿而妄施報復、結怨益深，會使對方在犯錯的路上越走越遠，甚至使他認為自己占據道理，最終會鑄成不可解決的大難題。可見，無論孔子還是老子都要求要報怨的人能保持“公”的心境而不是妄泄私憤或濫施私惠。

　　然而，孔子與老子在“報怨”問題上的具體處理方式畢竟還是有所不同，這種不同折射了兩人思想體系的差異，更為我們思考此問題提供了新角度。孔子強調“直”在“報怨”中所發揮的規范作用，即為“報怨”確定適宜的度。至于這個“度”基于何種標準，則取決對“直”的理解，這是《論語》詮釋史上很經典的一個問題，就在近期，學界還對此展開過爭鳴：張明輝釋之為“等值返報”“對等復仇”，劉劍釋之為“正直”“直道”（詳見《光明日報》2022年3月7日第13版及2022年6月20日第13版）。可見，前者的“度”基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公平原則，后者的“度”則基于君子的德行規范，孔子立場可能更偏重后者。無論公平抑或德行，它們都代表著一種是非善惡的標準，而且因為“直”兼具“義”與“誠”兩個維度（詳見前文），故而這種標準又是直接發自我方內心的。然而，道家則意識到這種標準未必有普遍性，每個人都有自己所理解的“直”，人們若據此報怨，那么在對方看來常是不直、過當的，故而老子理論試圖超越世俗所計較的是非、曲直、善惡等問題。當然，老子又并非混淆是非、不辨曲直、顛倒善惡，刻意去混淆、顛倒恰說明觀念上有是非善惡等“前識”（《老子·第三十八章》），老子則已然先在認知層面“滌除玄覽”并“渾其心”（詳見《老子·第十章》及《第四十九章》），不再以是非善惡的框架來認識他人行為，由此形成一種包容的德，即“報怨以德”之“德”。這種德能一視同仁地對待善人與不善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老子·第四十九章》），故而，“上德若谷”“建德若偷”（《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德能像山谷般虛空容物、謙和處下，甚至會被人誤認為茍且軟弱。可這種對不善者的包容恰恰是得道的體現，因為“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老子·第六十二章》），體道的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是以“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老子·第二十七章》）。當善人通過體道含德來處置與不善者所結之怨時，雖然他不能立刻彌補損失，但老子相信“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有德的善人給了對方機會，也給了自己機會，“道”最終會給出恰當的回應。

　　當然，老子與孔子不同的報怨方式都指向了同一個目的，即達成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安治，而且我們還應看到，在達成安治的過程中，這兩種看似對立的方式其實又存在著互補的關系。老子與孔子所推崇的“治”不是由武力強迫來達成的，而是源于人們內心自發、自覺地與他人友善共處，這便要求結怨的雙方能由對話溝通達成共識，在內心深處消解怨恨。而促成對話恰是孔老的主張共同旨趣，兩者之間的差異亦有互補之效。一方面，前文提到，人們常囿于一己所見之“直”來報怨，這種視野也使結怨雙方難以形成對話的空間，而老子的“德”則能淡化人們原有的是非曲直之見，從而打破雙方固有的隔閡、為對話開辟更多空間、將沖突控制在最小范圍；另一方面，打破隔閡后，對話雙方還要構建共識，孔子所推崇的“直”便成為雙方共同探索的目標，由此形成被雙方都認可的正當原則，助力于雙方解決舊怨、預防新怨。可見，孔子的“直”與老子的“德”在相結合后便能促成對話、去怨成治，故而孔老在相遇時便發生過極有歷史意義的對話，而之后中國儒道互補的文化也在歷史上不斷醞釀出各種對話，由此消解怨仇、保障安治、實現了文明恒久不絕的發展，老子、孔子的這些智慧對當今沖突頻發的世界顯然有著重要意義。

　　（作者系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