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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山東巡撫閻敬銘黜奢崇儉。在他看來，“必廉乃能勤，必儉乃能廉。吾以此相士，百不失一”。一次，山東學政剛上任，閻敬銘設(shè)家宴招待，所設(shè)皆為粗劣的飯菜，中間一碟為干燒餅。閻敬銘拿起餅來，掰開就吃。那位新學政卻咽不下去，“終席不下一箸”。在閻敬銘的再三邀請下，學政勉強吃下半碗白飯。事后，學政評價這頓飯：“此豈是請客，直祭鬼耳！”

　　像閻敬銘這樣的清官，古時齊魯大地數(shù)不勝數(shù)。近日，由山東省紀委監(jiān)委宣傳部、山東省方志館編著，山東友誼出版社出版的《山東地方志中的清官廉吏》一書，以時間為序，聚焦儒家道統(tǒng)文化，深挖地方志這一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瑰寶，依托山東省方志館館藏舊志資源，研究整理55位山東籍和曾在山東為官的古代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試圖厘清齊魯廉潔文化的主脈。

　　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

　　元代畫家任仁發(fā)有《二馬圖》，畫一瘦一肥兩匹馬，分別代表勤政廉明的清官和欲望無度的貪官，耐人尋味的是，其中瘦馬韁繩套在馬頸上，意為自我約束，“瘠一身而肥一國”；而肥馬的韁繩是松開的，意為脫韁，“肥一己而瘠萬民”。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千百年來，人們對“清官”“廉吏”的期待，高過對“能吏”“干員”的訴求。當然，德才兼?zhèn)涞墓賳T是百姓的更高期待。早在《周禮》中就提出考查官吏的“六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作為官員廉潔奉公、為民做主的行為規(guī)范和整飭吏治的參考標準，“廉”始終擺在評價標準的首位。

　　清官、廉吏大體同義，其要旨在一個“廉”字。“廉”原指物體露出棱角，朱熹注《論語》時說：“廉，謂棱角峭厲。”以之比喻人性格方正剛直。當然，“廉”還作收斂解，引申為遜讓、節(jié)儉，進而引申為不茍取、不貪求，所謂“廉士不妄取”。

　　“廉”也能作“清”解，與“濁”相對，“廉，清也。”“廉者，清不濫濁也。”故清、廉并用。古時將有節(jié)操、不茍取之人稱作“廉士”；將清廉守正的官吏稱作“廉吏”“清官”。東漢廉吏楊震上任途經(jīng)昌邑（今菏澤巨野），昌邑縣令王密深夜“懷金十斤”贈送，楊震質(zhì)問，你這樣行賄不怕人知？王密說：“暮夜無人知。”楊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王密愧退。

　　廉為政本的價值取向。“廉者，政之本也。”山東有豐厚的廉政思想沃土。對于為官為人，孔子主張“見利思義”“行己有恥”“欲而不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晏子春秋·內(nèi)篇問下第四》記載了齊景公與晏子關(guān)于“廉政”的對話——景公問晏子曰：“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這是“廉政”一詞在文獻上第一次出現(xiàn)。孟子說：“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在《禮記》《老子》中，都出現(xiàn)了“廉而不劌”，其基本意思是廉正寬厚，在內(nèi)涵的具體理解上雖有差異，但視“廉”為君子或圣人的標準則是一致的。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廉潔官吏始終是中國古代人們心中的楷模，是社會治理領(lǐng)域正義力量的化身，是社會正氣的脊梁，“大臣不廉，無以率下，則小臣必污；小臣不廉，無以治民，則風俗必壞。”

　　清廉耿介之氣不衰

　　山東的廉潔文化與制度建設(shè)互為表里，涌現(xiàn)出一大批清官廉吏。先秦時期，《詩經(jīng)》中已有君子、小人、良人、貪人等以道德標準品評褒貶人物的概念。春秋后期，形成了針對貴族及卿、大夫、士的一套從政道德規(guī)范，具體包括忠、仁、正、儉、廉、勤等。西周建立后，齊國“尊賢尚功”，任人唯賢，崇尚功業(yè)，魯國崇尚“尊尊而親親”，尚禮重義，由此在魯?shù)爻霈F(xiàn)了一批知禮守禮，堅持以禮克己、以禮治國而聞名的士大夫，如臧文仲、孟獻子、叔孫豹、季文子、柳下惠等。

　　兩漢時期，源于魯?shù)氐娜寮宜枷朐谡紊汐@得“獨尊”地位，儒家經(jīng)學成為選官的主要標準。篤行儒家思想的齊魯士人對自己有極高的道德要求，如“四知”“懸魚”“鐘離委珠”“一錢太守”“強項令”“天下楷模”“遺子孫以清白”等，成為中國廉政文化中被反復吟詠的著名典故。歷經(jīng)1800余年，今仍存世之《袁安碑》和《張遷碑》可視作世人對清官廉吏的至高褒獎。

　　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了加強對山東地區(qū)的控制，各個政權(quán)不斷派出重臣、能臣治理山東各地，其中不乏有名的清官廉吏。在中國廉政文化史上留下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墮淚碑”、勇飲貪泉水、遺子孫以清白等廣為流傳的掌故。

　　隋朝和唐朝前期，相繼出現(xiàn)了“開皇之治”“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等被歷代史家稱頌的“盛世”局面，這亦離不開臣僚的勠力同心。宋金元時期，今山東地區(qū)均處于屏障京師的畿輔地帶，故受到各王朝的高度重視，大批重臣、名臣被派駐此地任職。山東的士人在更新和傳承儒學的過程中，以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積極“入世”的精神投身政治實踐，且能始終保持清廉的政治操守。范仲淹、包拯、辛棄疾、張養(yǎng)浩等一大批清官廉吏聞名遐邇。

　　明清大一統(tǒng)時期，行政區(qū)劃分明，傳承儒道的士人無論是任職朝廷，還是為政地方，皆能以民為本，勤政務實，獲得了極佳的官聲。

　　無論是先秦，還是晚清，這些清官廉吏或修己慎獨，清廉傳家；或勤恤民隱，造福當?shù)兀换驁?zhí)法嚴明，伸張正義；或懲惡揚善，不懼權(quán)貴；或簡樸戒貪，公而忘私。當然，他們都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其人其事是宗法專制時代的產(chǎn)物自不待言，然而，清官廉吏所洋溢的清廉耿介之氣、冰霜鐵石之志，又具有超越性，是一種歷時不衰的道德范例。他們秉承的公正廉明理念，構(gòu)成了齊魯廉潔文化的主脈。

　　摒棄庸官，剔除酷吏

　　從民間流傳和歷史史料兩個維度來考察清官廉吏形象時，有著巨大差異。以包拯為例，在歷史學研究的范疇內(nèi)，根據(jù)有關(guān)史料記載，他曾治過水、除過稅，秉公斷案，執(zhí)法嚴峻。在端州任職期間，開鑿過七口“包公井”，在開封任職期間，指揮軍民抗洪搶險，并力主清除權(quán)貴們在黃河河道上修建的園林，使得河道疏通，解除了洪水威脅。任京東路轉(zhuǎn)運使時，曾審時度勢，注銷部分不合時宜的冶鐵戶，免除貧農(nóng)的冶鐵稅。這些廉政措施都是密切貼近百姓生活、解決民生困難的重要舉措，是我國自古以來民本思想的體現(xiàn)。《宋史》中記載京城流傳的民謠說“關(guān)節(jié)不到，有閻羅包老”。可見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包拯體察民情、剛正不阿的人物形象已深入人心。

　　而在文學戲曲中的包公形象，是另一個版本。此時，包公名曰“包青天”，憑一身正氣，持御賜銅鍘，鍘駙馬、鍘國丈、鍘判官，打龍袍，明斷貍貓換太子案，剛正不阿，懲惡揚善。這樣的劇情其實是完全沒有史料根據(jù)的，也不可能確有其事，卻在民間廣為流傳，直至今日依然長盛不衰。從宋元話本、戲文、雜劇到明清傳奇、小說，以至于今天的影視劇以包拯故事為題材的文藝作品，成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現(xiàn)象。

　　實際上，在宋代的官僚群體中，包拯的地位和名聲并不十分顯赫，遠不如同時代的范仲淹、韓琦、文彥博、歐陽修等，在當時的改革潮流中，他的理論和實踐也遠不能與同時代的范仲淹以及后來的王安石相提并論。包拯卻以其體察民情、剛正不阿的清廉風范為世代傳唱。更有甚者，民國時期我國的京劇研究大家齊如山在泰安考察戲曲時，還拍到了保存完整的包公祠的照片，可惜該祠在民國時期毀于戰(zhàn)火。

　　世代傳唱的包公形象，深刻反映了清官意識的深入人心和社會對廉政形象的呼喚。在長期的潛移默化中，民間的清官意識和史料中的廉吏風范，互為表里，逐漸融入我們民族的文化血脈，成為我國傳統(tǒng)廉政文化的精華。

　　還原歷史，才能更好地承繼發(fā)展。為此，山東省方志館以山東方志中豐富的人物史料等為基礎(chǔ)，博覽其他古籍，塑造了一批清官廉吏的人物群像，尤其是基于民本思想的清官廉吏事跡考察，既摒棄了清官中的庸官，又剔除了清官中的酷吏，著力凸顯民本思想，具體、生動的廉政事跡對今天猶有教育啟示意義。值得一提的是，《山東地方志中的清官廉吏》一書除了收錄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清官廉吏外，還收錄了一些令名不彰、功名不顯的人物，如費祎祉、龔大良、李毓昌等人，這些人在正史闕載，僅見于幾卷方志。這些清官廉吏的事跡，看似各自獨立，實則暗含了傳統(tǒng)廉政觀念的演進，始終聚焦“廉”的內(nèi)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