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陽明學研究的時代力量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張昭煒 2024-03-15 16:44
任何一種學說要想保持活力，必須回應時代問題，在新的語境下再詮釋、再創新，陽明學也不例外。近年來，學界有關陽明學的研究日趨升溫，其帶來的問題亦隨之漸顯。這就需要明確陽明學的特質、綜合認識陽明學的發展階段，并在此基礎上前瞻陽明學的研究方向。
陽明學的特質
宋明理學的時代主題，是回應漢唐時期重視心性的佛教對于中國儒學的沖擊。要深度回應，須在心性之學有所建樹，陽明學便是迥然首出者。其特質有三。
第一，創造性詮釋四書，重振富有活力的儒家心學。四書具有豐富的心學資源，以思孟之學尤為突出，這一傳統卻在漢唐幾近中斷。元代及明初，朱子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陽明學針對朱子學而起，富有活力、主體性強，在民間社會影響廣泛，并在短時間內風行天下。陽明學激活了《孟子》的良知，并結合《大學》的致知，創造性提出了“致良知”；繼承《論語》的孔顏默會傳統，揭示“千圣相傳密機”的先天之學；拓展《中庸》的未發之中，以北辰之喻指引先天明確的道德方向；又以《大學問》融合《論語》的克己復禮與《大學》的明明德，以復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將心的活力賦予天地萬物。
第二，個性化強。“個個人心有仲尼”，每個人都有孔子之圣的潛質，但每個人的良知呈現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階段所致良知亦有差異，如王陽明學三變、教三變。個性化表現為良知受到道德主體先天資質、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但也使其缺乏固定的、共識的標準，由此導致良知的流動性、漂移性與致良知功夫的階段性、特殊性。
第三，執行力強。作為一種道德哲學，宋明理學也可以表現為僅傳授道德知識。相對于朱子學龐大而縝密的理學體系，陽明學的體系性較弱，更重視踐行。陽明學提倡知行合一，尤其重視行的力量，顯示出中國傳統文化蘊藏的創造力以及轉化成生產力的實際效驗。陽明學的強執行力要結合敏銳的道德方向辨識，行與知相配，其心性學基礎是知與意的關系。
從現代哲學視野來看，良知屬于道德心、致知屬于求知，兩者結合，致良知容易向知識論的求知發展，由此產生良知坎陷、能力之知等問題，同時也削弱了良知原初的道德性。從良知的道德情感出發，引入現象學研究，有利于為陽明學構建情感現象學理論體系，但同時也弱化了陽明學的親和力、鼓舞人的活力與致良知的執行力。
陽明學的發展階段
明代的陽明學主要包括王陽明之學與陽明后學兩部分。在陽明學研究起步階段，學界主要集中在王陽明研究。隨著陽明學研究深入，陽明后學逐漸成為獨立領域。陽明后學可視作王陽明本人學說的局部拓展，在數量龐大的陽明后學推動下，陽明學得以盛勢展開。脫離陽明后學的王陽明研究顯得單薄，同樣，脫離王陽明學說的陽明后學個案研究易形成孤島效應，因此陽明后學研究要兼顧陽明學整體研究。
一些陽明學研究者多傾向于弘揚陽明學的正向價值，甚至只看其正向價值，容易走向偏激。陽明學有四個主要發展階段，價值亦有不同：在王陽明與第一代弟子階段，良知學說初步形成并展開，陽明學主要表現為正向價值。在第二代弟子階段，陽明學仍能維持正向價值，但反思者、批評者開始出現，這種批評既有學派內部的，也有來自東林朱子學等其他學派的。在第三代弟子階段，陽明學流弊逐漸凸顯，并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陽明學發展面臨困境，急劇衰落。
第三代弟子之后至明清之際，陽明學成為眾矢之的。王夫之與顧炎武批判最為激烈，認為陽明學應為儒學衰落與明亡承擔主要責任；黃宗羲站在甘泉、蕺山后學的立場批評陽明學僭越儒學的基本倫理綱常；方以智承接泰州學派的著實進路，批判龍溪學的超越，他晚年接續傳心法脈，更多表現為對陽明學的繼承與捍衛。
綜上來看，陽明學的正向價值主導僅表現在第一階段，此時陽明學興起，具有沖擊傳統朱子學所帶來的新鮮感；隨著陽明學展開，在后三個階段，陽明學的負向價值逐漸加強，后期更成為反面學說的代表。因此，忽略負向價值的陽明學研究容易導致評價的片面性與研究結論的偏激，甚至誤認為陽明學“一是皆良”，不利于陽明學的客觀深入研究。
陽明學的發展影響到其后學分化。周汝登《圣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方學漸《心學宗》等著作均提及了陽明學傳承或分派體系。《明儒學案》將陽明后學分為江右王門、泰州學派、浙中王門、止修學派、南中王門、楚中王門、北方王門、粵閩王門八個門派，其中前四個學派最具活力，發展最盛。這種分派模式尤其適合王陽明的第一代弟子，而至王陽明再傳弟子后，各學派相互交織、聯系更加緊密，同一地域亦有不同學派，顯示出這種分派模式的局限性。
陽明學還可從心的特征分派，如寂、感、幾、意。寂相當于精的凝聚，接近于江右王門學風，如羅洪先收攝保聚、聶豹歸寂、萬廷言貴精；感相當于神的流行，接近于泰州學派、浙中王門學風，如王龍溪重神、顏鈞重“精神”、羅近溪提倡“神以達精”“精以顯神”；幾統攝寂、感，如陳明水、王時槐等以“幾”與“研幾”為宗旨；意可作為聯結精與神（或寂與感）的媒介，通過“歸顯于密”，將意作為保證道德發動正確的指南針，這是劉宗周之學的要旨。
總體來看，陽明學研究在寂、感、幾、意的單極突破上都趨于深化，更加綜合的研究值得期待。
陽明學研究方向前瞻
結合當前研究現狀與時代背景，陽明學研究可在以下三個方向展開。
第一，促進陽明學各派統合，形成陽明學內部的合力；消解陽明學之心與朱子學之性的緊張，統合朱子學格物的外向性進路與陽明學格物的內向性進路，將兩者同歸于孔顏之學的博文約禮。進一步，可以藏陽明學于朱子學或漢學，乃至向前追溯堯、舜、文、武、周公、思、孟，向后與清代、近現代儒學打通，形成陽明學源流的整全性研究，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凝聚力。
第二，推進陽明學的實學進路，處理好虛與實的關系。陽明學總體屬于高明上達的學問，是上梢頭的虛學，其脫實向虛之弊多由此而起，并與佛教的心性之學相糾纏，形成陽明學的狂禪派，乃至解構儒學。陽明學研究應從理論上解決虛實統一的問題，如胡直的方案：“實者未嘗不虛，而虛者乃所為實也。”“其究一也，而世儒未達也。”又如方以智提出“藏虛于實”。應對虛學的上達之弊，可通過著實的下學平衡之，回到儒學循序漸進、高明與平實兼收的傳統，以此與佛教區別開來。這可以解讀為藏上達于下學，也可視為孔子之學在下學與上達兩個進路展開后的再綜合。
第三，促進陽明學心學特質的現代性轉化。針對陽明學個性化強導致的不穩定性問題，可以通過引入公德公性，為良知劃定基本準則。這樣既可以使得個體道德修養的良知不斷提升、保留良知的個性化，又可以通過基本的公德托底與限定，阻塞心學向蕩肆方向發展的進路，將致良知轉化為社會實踐的動力與克服困難的決心。陽明學在民間接受度較高，汲取陽明學在民間保持活力的經驗，可以促進民間社會倫理道德與基層社會的生態建設。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編輯：翟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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